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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进了卧铺车厢，把一切都安顿妥了，廖红宇才知道，苏大夫给他自己买的是硬座票。
廖红宇忙说：“您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我们难受一路吗？！”
苏大夫笑笑道：“咱们别讨论车票问题了，一会儿人都来了，说话就不方便了。您又不让我自己掏钱买票”
廖红宇说：“让您送，我心里已经特别过意不去了。再让您自己掏钱买车票，我廖红宇还是个人吗？”
苏大夫说：“听着，其实我并不赞成您跑北京告状”
廖红宇说：“您一个大夫，不了解医院以外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冯祥龙的情况。他在省里市里朋友特别多，这些人平时吃他的花他的，这时候，您要让他们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
苏大夫说：“可总不能说省里市里都没好人！”
廖红宇说：“那当然。可我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可能慢慢地跟他们打交道，一个一个地分清谁好谁不好。我已经挨了五刀了，我只有一条命！”
苏大夫忙说：“好了好了，我不跟您争了。但我要告诉您，在北京，我肯定不能待长了，医院那头也不会允许。”
廖红宇应道：“那当然。”“另外，您千万不要把上京告状想得太简单。也许去了就解决问题了，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旅途的开始，甚至有可能暂时还看不到尽头以后你们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哩！从现在开始，能省一点儿，就得省一点。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恐怕就很坚持走到底，否则，你们的结局就会更惨！”廖红宇点点头：“这我心里有数。”苏大夫又说：“别人能帮你们的，只能是一点儿，不可能太多。我能为你们做的也就是这些”听到这儿，廖红宇的眼睛顿时湿润了：“这已经很感谢您了”
这时，别的旅客陆续上车，再说什么话便不方便了苏大夫闭了嘴，对廖红宇母女俩示意了一下，便转身要挤下车去。
刚走了两步，听见两位刚上车的旅客在议论。“你怎么到得这么晚？人家在车站外头等了你40多分钟！”（女的）“塞车了没误点儿，就算不错了”（男的，满头大汗地）
“你走大东门那一线，塞什么车？”（女的）“是呀！谁想到车走到省反贪局门口就走不动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人才叫多噢，里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男的）“又出什么事了？”（女的）“嘿，这事出得新鲜。有人在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大牌子上做了手脚，拿张白纸把‘反’字给贴住了，这一下，反贪污贿赂局成了贪污贿赂局了。把好几百人围在那儿叫好，把整条马路都堵死了。检察院的人出来揭那张白纸，围观的老百姓还不让，闹得山呼海啸般的我问了好几个过路的人，才问清楚，说是省九天集团公司有个经理助理给反贪局写了一封举报信，本来是绝密的事情，不知道怎么的给透出来了。这位经理助理让人砍了二十多刀”（男的）“我的妈呀！”（女的）“那还不剁烂了？”（另一个男的也凑了过来）“听说都别掉了一只胳膊。”（男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真是没王法了！”（另一个女的）“让大伙儿想不通的是，发案这么些日子了，愣就是没人去追查凶手。”（男的）
“你真幼稚！还追查呢？闹不好就是他们内部人整的！”（又一个男的凑了过来说道）“那位经理助理也是的，她怎么就还不明白，这胳膊是永远拧不过大腿的。干吗不是干，非得跟当官的过不去？这不是自找的吗？”（议论的人越来越多）“你还别说，要真没这些自找的傻人，那咱这中国，不就完了吗？！”（一个男的敲着小桌子，极其动情地说道。）坐在这些人旁边，没法插嘴，也不能去插嘴的廖莉莉一时间心潮澎湃，十二分地感动。自以为已相当了解这个社会，特别是相当全面地了解自己母亲的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母亲作为社会人的另一面，体会到了自己这个小家和整个大社会之间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个曾让她觉得远而又远的“社会”居然如此关注着她们的行为，使她不仅受到巨大的冲击，为之感动，也禁不住地自豪起来，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母亲而自豪。她深深地打量了母亲一眼，悄悄地伸出手去楼住她，并把整个身子也紧紧地偎了过去。
开往北京的这趟列车走动10分钟后，省反贪局招牌上的那张白纸终于被揭了下来。两个工作人员站在凳子上使劲儿地用湿抹布擦去留在牌面上的胶水痕迹。一些交警也奉命赶来，拼命地吹着哨子，疏散人群。两辆洒水车贴着路边，一边洒水，一边慢慢地向前推进。这冰冷的水虽然没有明着向人群喷去，在此情此景下，人群还是散去了。
省高检的张检察长走进小会议室时，反贪局的几位领导已经在那儿等候着了。
“这件事咋整的？你们是不是觉得国内几家大报的驻省记者在我们这儿闹得没事儿干了，不给他们制造点情况写个内参往中南海桶，你们心里就不痛快？廖红宇举报冯样龙这件事，怎么透到社会上去的？”张检察长未待坐下，就厉声地训问起来。“廖红字所举报的那些事情，你们派人查了没有？”
“她被人砍了以后，我们马上派人去医院看过她。她一直神智不清，话都说不成，没法配合我们的人搞这案子”反贪局局长报告道。
“她是真不能说话，还是装的？她要是真的神智不清，已经失去说话能力，这件事怎么会闹得满城风雨？”张检察长是搞批捕出身的，后来又当过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写一手好字，正经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干上来的。
反贪局局长说：“有个情况还没来得及汇报。据刚得到的情况说，这个廖红宇已经离开省城，转到别处去治疗了”
张检察长一愣：“转院？转哪儿去了？”
反贪局副局长说：“据院方说，可能是去北京了。”
“北京？”很有经验的张检察长马上意识到事态可能严重了。马上说道：“接到廖红宇举报后，我就告诉过你们，要马上组织人查。当时我就意识到，这里可能会有什么名堂。但你们对这件事太不敏感，启动太慢！”
反贪局另一位副局长说：“她去北京是治伤去的。”
张检察长非常不高兴地：“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你们还觉得她是去治伤的？什么大病要去北京治？不就是砍了那几刀吗？去年煤矿爆炸，一二十个矿工炸成那样，省医院都治好了。她那几刀就非得到北京去治？醉翁之意不在酒，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们回去马上研究一下，考虑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先别动，等我向省反腐领导小组把情况汇报了以后再说。”
反贪局的几位领导立即回局去贯彻落实张检察长的指示。
他们心里也还是有不痛快的地方的。在回去的路上，其中一位副局长就说：“刚接到廖红宇举报那会儿，我就亲自向他汇报过。我记得当时他没让我们马上组织人去查。他当时还强调说，廖红宇的举报涉及到九天集团公司。这个公司是省里一些领导抓的点儿，是个很敏感的领域，要我们处理的时候一定谨慎再谨慎。当天下午还特地追了个电话过来，说，他已经看了廖红宇的举报信，信的内容主要说的是橡树湾的事。而橡树湾那边，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派了工作组去查了，反贪局就不要再插手了。现在他怎么又批评我们对这件事不积极？”
“唉，你就别发牢骚了。领导当时不让你去查，是对的。
现在批评你当时没去查，也是对的。领导嘛，永远是对的。”
另一位副局长说完了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反贪局的几位领导一走，张检察长就驱车去了顾副书记那里汇报这新发生的情况。顾副书记多年来一直在省里主抓经济，刚从副省长的位置上调整到副书记的位置上。他是本省人，大学毕业回乡劳动。从生产队队长、公社团委副书记干起，一直干到省级领导，除去在中央党校专设的省部级班学习的那两年，可以说一天也没离开过这个省，也可以说是本省的“土地爷”了。他的实力（威力）不在于经济理论上多么精明通达，把握政策上多么全面深刻，行政管理上多么纲举目张中规中短，而在于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广的社会关系。多年前他能熟知本省一多半的公社书记，几乎全部县委书记、县长的名字和身世，能够和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经历、不同处境的地市级主管干部保持着极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他当地区行署专员时，他那个地区从来没有总结出什么突出的经验，提供给省的有关部门上他那儿召开现场会。各项工作的综合达标指数都不在全省的前列，地区新闻在省报的见报率一直也是维持着中下水平。但是他有一点是突出的，那就是贯彻落实省里的指示和推广省里要他推广的兄弟地区的经验，总是非常到位非常彻底。所以“突然间”宣布，偏偏把他，而不是把另几位工作特别拔尖的地市领导提到副省长这个岗位上时，人们虽然也有瞬间的愕然，但细细一想，却也认为正常，甚至还觉得应该。
张检察长之所以立即要找顾副书记报告这个情况，一方面当然他现在受章书记之托主管省反腐领导小组工作，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九天集团公司是当年他当副省长时抓的一个点儿。涉及九天集团公司的一切情况，理所当然地要尽快向他报告。
“这女人真会折腾。”听了张检察长简要而明了的汇报后，顾副书记直接的反应就是这句话。
张检察长试探道：“我觉得她这回去北京肯定属于上访性质的，要不要尽快跟那边的有关部门打个招呼？”
顾副书记问道：“打什么招呼？”
张检察长说：“就说我们早已着手在查这件事了”
顾副书记不以为然地：“不要做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冯祥龙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橡树湾的事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嘛。5000万不动资产放在那儿不增值，只不过是一堆废铁一片烂房子嘛。他虽然只卖了几百万，我还认为他盘活了国有资产哩，做了一件好事哩。”
正说着话，秘书来报告说：“省纪委的孙书记来电话，要找顾副书记。”
顾副书记犹豫了一下，吩咐秘书：“跟他说，我不在。”
然后又对张检察长说道：“这个老孙，你找个时间去跟他聊聊。你们俩私交不是挺好的吗？这两天他天天打电话找我，要我召开省反腐领导小组会，重新讨论冯样龙的问题和橡树湾的问题。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怎么也托不过弯儿来，总是看不到冯样龙这个人的大节。冯祥龙在短短几年时间，搞起了几个大企业。光一个商城，就捣活了市中心一大片嘛！还带动了餐饮、文化娱乐、商业、交通、城管各方面的工作，很不容易嘛！纪律检查、反腐败，都得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总目标，并要服务于这个总目标。这是中央定的方针。从这个逻辑上讲，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就是个好检察官、好纪委书记，反之，就得考虑他是不是称职，就得考虑还让不让他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
这时候，冯祥龙也得... -->>
五十二
进了卧铺车厢，把一切都安顿妥了，廖红宇才知道，苏大夫给他自己买的是硬座票。
廖红宇忙说：“您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我们难受一路吗？！”
苏大夫笑笑道：“咱们别讨论车票问题了，一会儿人都来了，说话就不方便了。您又不让我自己掏钱买票”
廖红宇说：“让您送，我心里已经特别过意不去了。再让您自己掏钱买车票，我廖红宇还是个人吗？”
苏大夫说：“听着，其实我并不赞成您跑北京告状”
廖红宇说：“您一个大夫，不了解医院以外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冯祥龙的情况。他在省里市里朋友特别多，这些人平时吃他的花他的，这时候，您要让他们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
苏大夫说：“可总不能说省里市里都没好人！”
廖红宇说：“那当然。可我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可能慢慢地跟他们打交道，一个一个地分清谁好谁不好。我已经挨了五刀了，我只有一条命！”
苏大夫忙说：“好了好了，我不跟您争了。但我要告诉您，在北京，我肯定不能待长了，医院那头也不会允许。”
廖红宇应道：“那当然。”“另外，您千万不要把上京告状想得太简单。也许去了就解决问题了，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旅途的开始，甚至有可能暂时还看不到尽头以后你们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哩！从现在开始，能省一点儿，就得省一点。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恐怕就很坚持走到底，否则，你们的结局就会更惨！”廖红宇点点头：“这我心里有数。”苏大夫又说：“别人能帮你们的，只能是一点儿，不可能太多。我能为你们做的也就是这些”听到这儿，廖红宇的眼睛顿时湿润了：“这已经很感谢您了”
这时，别的旅客陆续上车，再说什么话便不方便了苏大夫闭了嘴，对廖红宇母女俩示意了一下，便转身要挤下车去。
刚走了两步，听见两位刚上车的旅客在议论。“你怎么到得这么晚？人家在车站外头等了你40多分钟！”（女的）“塞车了没误点儿，就算不错了”（男的，满头大汗地）
“你走大东门那一线，塞什么车？”（女的）“是呀！谁想到车走到省反贪局门口就走不动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人才叫多噢，里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男的）“又出什么事了？”（女的）“嘿，这事出得新鲜。有人在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大牌子上做了手脚，拿张白纸把‘反’字给贴住了，这一下，反贪污贿赂局成了贪污贿赂局了。把好几百人围在那儿叫好，把整条马路都堵死了。检察院的人出来揭那张白纸，围观的老百姓还不让，闹得山呼海啸般的我问了好几个过路的人，才问清楚，说是省九天集团公司有个经理助理给反贪局写了一封举报信，本来是绝密的事情，不知道怎么的给透出来了。这位经理助理让人砍了二十多刀”（男的）“我的妈呀！”（女的）“那还不剁烂了？”（另一个男的也凑了过来）“听说都别掉了一只胳膊。”（男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真是没王法了！”（另一个女的）“让大伙儿想不通的是，发案这么些日子了，愣就是没人去追查凶手。”（男的）
“你真幼稚！还追查呢？闹不好就是他们内部人整的！”（又一个男的凑了过来说道）“那位经理助理也是的，她怎么就还不明白，这胳膊是永远拧不过大腿的。干吗不是干，非得跟当官的过不去？这不是自找的吗？”（议论的人越来越多）“你还别说，要真没这些自找的傻人，那咱这中国，不就完了吗？！”（一个男的敲着小桌子，极其动情地说道。）坐在这些人旁边，没法插嘴，也不能去插嘴的廖莉莉一时间心潮澎湃，十二分地感动。自以为已相当了解这个社会，特别是相当全面地了解自己母亲的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母亲作为社会人的另一面，体会到了自己这个小家和整个大社会之间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个曾让她觉得远而又远的“社会”居然如此关注着她们的行为，使她不仅受到巨大的冲击，为之感动，也禁不住地自豪起来，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母亲而自豪。她深深地打量了母亲一眼，悄悄地伸出手去楼住她，并把整个身子也紧紧地偎了过去。
开往北京的这趟列车走动10分钟后，省反贪局招牌上的那张白纸终于被揭了下来。两个工作人员站在凳子上使劲儿地用湿抹布擦去留在牌面上的胶水痕迹。一些交警也奉命赶来，拼命地吹着哨子，疏散人群。两辆洒水车贴着路边，一边洒水，一边慢慢地向前推进。这冰冷的水虽然没有明着向人群喷去，在此情此景下，人群还是散去了。
省高检的张检察长走进小会议室时，反贪局的几位领导已经在那儿等候着了。
“这件事咋整的？你们是不是觉得国内几家大报的驻省记者在我们这儿闹得没事儿干了，不给他们制造点情况写个内参往中南海桶，你们心里就不痛快？廖红宇举报冯样龙这件事，怎么透到社会上去的？”张检察长未待坐下，就厉声地训问起来。“廖红字所举报的那些事情，你们派人查了没有？”
“她被人砍了以后，我们马上派人去医院看过她。她一直神智不清，话都说不成，没法配合我们的人搞这案子”反贪局局长报告道。
“她是真不能说话，还是装的？她要是真的神智不清，已经失去说话能力，这件事怎么会闹得满城风雨？”张检察长是搞批捕出身的，后来又当过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写一手好字，正经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干上来的。
反贪局局长说：“有个情况还没来得及汇报。据刚得到的情况说，这个廖红宇已经离开省城，转到别处去治疗了”
张检察长一愣：“转院？转哪儿去了？”
反贪局副局长说：“据院方说，可能是去北京了。”
“北京？”很有经验的张检察长马上意识到事态可能严重了。马上说道：“接到廖红宇举报后，我就告诉过你们，要马上组织人查。当时我就意识到，这里可能会有什么名堂。但你们对这件事太不敏感，启动太慢！”
反贪局另一位副局长说：“她去北京是治伤去的。”
张检察长非常不高兴地：“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你们还觉得她是去治伤的？什么大病要去北京治？不就是砍了那几刀吗？去年煤矿爆炸，一二十个矿工炸成那样，省医院都治好了。她那几刀就非得到北京去治？醉翁之意不在酒，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们回去马上研究一下，考虑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先别动，等我向省反腐领导小组把情况汇报了以后再说。”
反贪局的几位领导立即回局去贯彻落实张检察长的指示。
他们心里也还是有不痛快的地方的。在回去的路上，其中一位副局长就说：“刚接到廖红宇举报那会儿，我就亲自向他汇报过。我记得当时他没让我们马上组织人去查。他当时还强调说，廖红宇的举报涉及到九天集团公司。这个公司是省里一些领导抓的点儿，是个很敏感的领域，要我们处理的时候一定谨慎再谨慎。当天下午还特地追了个电话过来，说，他已经看了廖红宇的举报信，信的内容主要说的是橡树湾的事。而橡树湾那边，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派了工作组去查了，反贪局就不要再插手了。现在他怎么又批评我们对这件事不积极？”
“唉，你就别发牢骚了。领导当时不让你去查，是对的。
现在批评你当时没去查，也是对的。领导嘛，永远是对的。”
另一位副局长说完了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反贪局的几位领导一走，张检察长就驱车去了顾副书记那里汇报这新发生的情况。顾副书记多年来一直在省里主抓经济，刚从副省长的位置上调整到副书记的位置上。他是本省人，大学毕业回乡劳动。从生产队队长、公社团委副书记干起，一直干到省级领导，除去在中央党校专设的省部级班学习的那两年，可以说一天也没离开过这个省，也可以说是本省的“土地爷”了。他的实力（威力）不在于经济理论上多么精明通达，把握政策上多么全面深刻，行政管理上多么纲举目张中规中短，而在于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广的社会关系。多年前他能熟知本省一多半的公社书记，几乎全部县委书记、县长的名字和身世，能够和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经历、不同处境的地市级主管干部保持着极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他当地区行署专员时，他那个地区从来没有总结出什么突出的经验，提供给省的有关部门上他那儿召开现场会。各项工作的综合达标指数都不在全省的前列，地区新闻在省报的见报率一直也是维持着中下水平。但是他有一点是突出的，那就是贯彻落实省里的指示和推广省里要他推广的兄弟地区的经验，总是非常到位非常彻底。所以“突然间”宣布，偏偏把他，而不是把另几位工作特别拔尖的地市领导提到副省长这个岗位上时，人们虽然也有瞬间的愕然，但细细一想，却也认为正常，甚至还觉得应该。
张检察长之所以立即要找顾副书记报告这个情况，一方面当然他现在受章书记之托主管省反腐领导小组工作，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九天集团公司是当年他当副省长时抓的一个点儿。涉及九天集团公司的一切情况，理所当然地要尽快向他报告。
“这女人真会折腾。”听了张检察长简要而明了的汇报后，顾副书记直接的反应就是这句话。
张检察长试探道：“我觉得她这回去北京肯定属于上访性质的，要不要尽快跟那边的有关部门打个招呼？”
顾副书记问道：“打什么招呼？”
张检察长说：“就说我们早已着手在查这件事了”
顾副书记不以为然地：“不要做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冯祥龙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橡树湾的事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嘛。5000万不动资产放在那儿不增值，只不过是一堆废铁一片烂房子嘛。他虽然只卖了几百万，我还认为他盘活了国有资产哩，做了一件好事哩。”
正说着话，秘书来报告说：“省纪委的孙书记来电话，要找顾副书记。”
顾副书记犹豫了一下，吩咐秘书：“跟他说，我不在。”
然后又对张检察长说道：“这个老孙，你找个时间去跟他聊聊。你们俩私交不是挺好的吗？这两天他天天打电话找我，要我召开省反腐领导小组会，重新讨论冯样龙的问题和橡树湾的问题。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怎么也托不过弯儿来，总是看不到冯样龙这个人的大节。冯祥龙在短短几年时间，搞起了几个大企业。光一个商城，就捣活了市中心一大片嘛！还带动了餐饮、文化娱乐、商业、交通、城管各方面的工作，很不容易嘛！纪律检查、反腐败，都得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总目标，并要服务于这个总目标。这是中央定的方针。从这个逻辑上讲，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就是个好检察官、好纪委书记，反之，就得考虑他是不是称职，就得考虑还让不让他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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