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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中另一个时期如今来到了，表面看来比以往更加动荡、更加光怪陆离，或许可以写成一部篇幅不大的时髦小说。我本该谈一谈自己怎样成了一家德文报纸的编辑，怎样给我的笔和我这张恶毒的嘴太多的自由而遭人吹毛求疵和恶意刁难，我怎样获得了酒鬼的恶名，末了在大闹一场之后辞去了编辑职务，被派往巴黎去当通讯记者，又怎样在这个该诅咒的巢穴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放浪子形骸之外。
可是我要在这里耍弄一下我的读者中可能会有的龌龊小人，故意略而不谈这一段生涯。这决计不是什么胆怯。我承认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走上歧路，见过各种各样的肮脏事情，自己也陷进去过。从此以后，我便同放浪文人的罗曼蒂克格格不入了。诸君也理应允许我保持洁净和善良，这本来也是我的资质。过去的那一段岁月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何必回首！
一天晚上，我独坐林中，考虑着我究竟是离开巴黎呢，还是干脆了却此生。我想着想着，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我盘算了一下，自己牵挂无多。
但此时，我突然在清晰的记忆中见到了久已过去、早被遗忘的那一天——一个夏日的清晨，在山区家中，我见到自己跪在一张床前，床上躺着我的母亲，正遭受着死亡的痛苦。
我震惊了，我羞惭了，怎能这么久不再去回想那个清晨？！愚蠢的自杀的念头消逝了。因为我相信，任何性格严肃而行为并未完全越轨的人都不可能夺去自己的生命，何况他还曾目睹过一个健全善良的人的生命之光如何熄灭。我见到母亲再次死去。我在她的脸上见到死神无声而严肃的劳作。死神使她的脸变得高贵。他，死神，有一副严厉的面孔，但又象一个小心翼翼地搀着迷路的孩子回家的父亲，既威严又宽厚。
我恍然大悟，原来死神是我们聪明而又善良的兄弟，他知道准确的时辰，我们大可放心，时辰一到，定能见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开始懂得，痛苦也罢，失望也罢，忧愁也罢，都不是为了使我们灰心丧气，使我们变得既无价值又无尊严，而是为了使我们成熟起来，改变形象，焕发神性。
八天以后，我把箱子托运到巴塞尔，自己步行穿越法国南部美丽的一角。对不幸的巴黎岁月的回忆，原来象一股恶臭似的紧追着我，如今我一天天地感到这段回忆淡薄了、变成了灰蒙蒙的一团雾气。我出席了一次courd’a摸ur1。我在宫殿、磨坊、谷仓过夜，同皮肤黝黑、无话不谈的小伙子们共饮他们的暖肚开怀的葡萄酒——
1法语：爱情法庭。农村中按古老传统而设，公断男女私情纠纷。
两个月以后，我到达巴塞尔，衣服破烂，身体消瘦，皮肤晒黑，内心也起了变化。这是我第一次作这么长的徒步旅行，以后还作过多次。从洛迦诺到维罗纳，从巴塞尔到布里格，从佛罗伦萨到佩鲁贾，沿途很少有我不曾仆仆风尘地去过两三回的地方——追随着种种梦想，但还没有一个变成现实。
我在巴塞尔城郊租了一座小楼，打开箱子，取出我的家当，便开始工作。生活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城市里，又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使我暗暗高兴。同几家报刊杂志的联系还保持着，我必须工作和生活。最初的几周，美好而宁静。渐渐地，旧日的悲哀又重新回来，一呆就是几天、几周，甚至在工作时也不离去。不曾在自己身上感受过什么是忧伤的人，是难以理解这种情形的。我该怎么形容呢？我怀着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城市和住宅里、广场和街道上的人们及其生活，同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始终横着一条鸿沟。哪里发生了一场大灾祸，报上刊登了重大的新闻，都同我毫不相干。庆祝节日，出殡送葬，开设集市，举办音乐会——有何意义？为何目的？我奔出屋门，徘徊在森林里、山丘间、公路上，在我周围，草地、树木、农田缄默无语，悲哀而不倾诉，望着我，无声地恳求我、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想要迎上前来问候我。但是它们仍呆在原处，说不出话来，我理解它们的苦恼，一同分担苦恼，因为我无力解救它们。
我去找医生，带去详细的文字记述，试图向他形容我的苦恼。他读了，作了询问，替我作了检查。
“您健康得很，令人羡慕。”他赞不绝口地说“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读点书，听听音乐可能会使您心情愉快一些，试试看吧！”
“由于职业关系，我每天都要读一大堆新东西。”
“到野外去活动活动，或许会对您有好处。”
“我每天走路三、四小时，假日里至少要加一倍。”
“那您就得强迫自己同人们交往。您有变成不爱同人交往的危险，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这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眼下，您越是不爱交往，就更得强迫自己去同人们接触。您目前的状况还不是病，并不使我担心；不过，假如您再这样消极地懒散下去，总有一天会失去精神上的平衡。”
这位医生是个明白人，也很友善。他为我感到难过。他向我推荐一位学者，此公府上宾客如云，也算是个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活动场所。我去了。人家知道我的名字，客气地，几乎是亲切地接待了我，我于是经常登门造访。有一次，记得是深秋凉意颇浓的夜晚，我一进门，只见到一位年轻的史学家和一个非常苗条的黑发姑娘。这个姑娘守着煮茶器，话很多，尖刻地影射那位史学家。过后，她弹了一会儿钢琴。接着，她告诉我，她读过我的讽刺小品，不过压根儿就不欣赏。我觉得她很聪明，但有点聪明过头。没呆多久，我便回家去了。
在这段时期里，人家渐渐打听到我经常去酒店，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偷偷摸摸酗酒的酒鬼。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学术界的先生和女士们中间正盛传着这些闲话。这个让人丢脸的发现丝毫不影响我的交际，反倒使我成为一个求之不得的对象，那原因是人们正热中于戒酒运动，那些先生和女士们都是戒酒协会1会员，一见有酗酒的罪人落入他们的掌心，真是喜出望外。一天，他们彬彬有礼地发起了首次进攻，大讲在酒店厮混的耻辱，酗酒的祸害，规劝我从医学卫生、伦理道德和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观察这一切，并邀请我参加协会的一次活动。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迄今为止对所有此类协会及其活动和努力还一无所知。协会的会议上有音乐，不乏宗教色彩，十分滑稽可笑，关于自己的这种印象，我也直言不讳。他们一连几个星期缠着我，好心好意地规劝，我觉得无聊透顶。一天晚上，他们又对我念这一本经，一心一意地希望我回头，我无可奈何，只好大声请他们别再对我喋喋不休。那个年轻姑娘也在场。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随后发自内心地说了声：“妙极了！”只是我心情太坏，没有留意。
有一次，戒酒者们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时，出了一次丑，我看了格外高兴。这个大协会连同许多客人在会址聚餐并开会，有人演讲，有人结义，合唱队演唱，高呼和散那2来庆祝美好事业的进步。有一名被派作旗手的男仆，嫌戒酒演讲太冗长，便溜进附近的一家酒店，后来，庄严的庆祝队伍上街游行时，就由他领头，幸灾乐祸的罪人们观赏着这出令人捧腹的好戏：一群狂热的戒酒者，为首的是一个醉得不亦乐乎的领路人，他手捧蓝十字大旗，好似一艘沉船的桅杆在水面摇晃——
1这是起源于美、英的国际性组织，名目不少。此指德国的蓝十字协会，成立于1877年。
2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百姓的欢呼语。
酗酒的男仆被解雇了；但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虚荣、嫉妒、勾心斗角这丛丛杂草却未被铲除，反倒在任何一个竞争性协会和委员会内部滋生蔓延，长得越来越欢。这个运动分裂了，若干追名逐利之徒要把一切荣誉都归到自己头上，咒骂那些改邪归正的酒鬼不把功劳归于他们；当然也不乏高尚、忘我的会员，但他们被人可鄙地滥用了；不久，知内情的人便有机会看到，即使在挂着理想的招牌的地方，也有各种肮脏的人性散发着冲天的臭气。所有这些喜剧性的事情。我都是从第三者嘴里听来的。我不禁心中暗自高兴；有时，半夜三更在酣饮后归家途中，我心想：我们这些放荡不羁者反倒是比较好的人呢。
在郊外莱茵河畔我的小屋里，我作了许多研究和思考。生活就这样在我身旁流逝而去，既无湍急的江河把我卷入，也无强烈的激情和同情炽热我的心，使我摆脱抑郁的梦。除去日常必需的事情以外，我正为一部有关最早的方济格派修道士生活的著作做准备工作，不过，这不是创作，而是旷日持久的一点一滴的材料的搜集，它并不能满足我的渴念所产生的欲望。我开始回顾苏黎世。柏林和巴黎的生活，弄清楚我的同时代人基本的愿望、激情和理想。在他们中间，有人着手废除历来的家具、糊墙纸和服装，让人们去习惯更自由、更美好的环境。有人致力于用通俗的文章和报告传播黑克尔1的一无论。有些人认为值得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另有人为维护陷于贫困的下层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或者在集会上大声疾呼：剧院和博物馆应为民众建造，应为民众开放。在此地，在巴塞尔，又有人反对喝酒——
1黑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有生活、欲望和运动；但是。没有一项我觉得是有意义和有必要的，即使所有这些目的今天均已达到，对我和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触动。我无望地靠到椅子上，推开面前的书和纸，思索，思索。接着，我听到窗外莱茵河的流水声，风的呼啸声，深受感动地静听这种语言，一种埋伏在四周的强烈的忧郁和渴念的语言。我看着夜间苍白的云大堆大堆地象受惊的鸟群一样不安地飘过天空，听着莱茵河在流淌，想着我母亲的死、圣方济格、雪山环抱的故乡、淹死的理查德。我看到自己在攀峭壁，为罗西吉尔坦纳摘取杜鹃花，我看到自己在苏黎世沉湎于书本、音乐和交谈，同阿格丽哀蒂黑夜泛舟湖上，看到自己因理查德的死而绝望，旅行，回国，复元，又复痛苦。有何意义？为何目的？呵，上帝，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出戏，一段偶然的经历，一幅人为的画了我难道未曾忍受过情欲的痛苦，努力去求索才智、友谊、美、真理和爱吗？渴念和爱的热浪不是始终还在我心中翻腾吗？但一切都徒劳无益，反而成了我的痛苦，对别人也并未成为欢乐！
接着，喝酒的时机酝酿成熟了。我吹灭了灯，摸索着走下很陡的环形楼梯，出现在一家出售韦尔特利纳酒的大酒馆或者卖沃州酒的小酒店里。人家把我当作好顾客，尊敬地迎上来，而我呢，通常很固执；有时还很粗暴。我阅读西姆普利齐西姆斯1，它每回都使我生气。我喝着酒，等待着酒来安慰我。这位甜蜜的神用他那女性的柔软的手抚摩我，使我的四肢变得舒服而疲软无力，随后引领我的迷路的灵魂到美梦之乡作客——
1一种政治性讽刺周刊，1896年由慕尼黑出版商阿朗根创办。
有时，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待人，甚至大声骂人来取乐。我常去的饭店里，女侍者都怕我，骂我粗鲁、成心找岔，老是要求退货赔款。当我同别的顾客交谈时，我也总是冷嘲热讽，粗暴鲁莽，别人自然也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有少数几个酒店常客，全都是未老先衰、不可救药的罪人，我有时同他们一起消磨一个夜晚，相处得还算可以。尤其是他们中间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外表粗鲁而心地不坏，以绘图设计师为业，厌恶女人，好讲猥亵的笑话，是第一流在行的酒鬼。如果我晚上在哪个酒馆单独遇上他时，总要一起狂饮一场。先是聊天，开玩笑，一边品尝一小瓶罗特酒，接着，渐渐地以喝酒为主，谈话声沉寂下来，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各抽各的布里萨戈雪茄。各自喝空面前的酒瓶。我们两人真是棋逢对手，总是同时让人重新把酒瓶灌满，半是尊敬半是幸灾乐祸地瞧着对方。有一次，在暮秋酿新酒的季节，我们两个一同到马克格赖夫勒一带，跑了几个产酒的村子，在教堂的鹿苑里，这个老头子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有趣而荒唐，可惜的是我全都忘了。我只记得他讲的一则喝酒的趣闻，这已是他晚年的经历了。那是某地农村的一次节庆。他是客人，坐在贵宾席上。一上来就把神甫和乡长灌得醉醺醺的。可是那位神甫还得致词呢。人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到讲坛上，他却胡说八道了一大通，人家只好请他下去，由乡长来顶替。乡长开始大声地即席演讲，可是，他头重脚轻，突然感到身子不适，便根不礼貌地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与往常讲话时大不相同。
我后来真想再听他讲讲这类故事。可是，在一次射击比赛的晚会上，我和他吵了一架，闹翻了，互相揪胡子，最后怒气冲冲地各奔东西。从那以后，我们仍有好几次在酒店相遇，成了仇敌，自然各占一张桌子；但是出于老习惯，我们默默地互相观察着、以同样的速度喝酒，一直呆到其他顾客早已散尽，人家也来请我们走时方才罢休。我们再也没能言归于好。
我一直思索着自己的悲哀和在生活上无能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而且令人疲倦。不过，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而是充满着神秘的内在动力，相信时候一到我还会成功的，会创作出深刻的佳作来，至少从冷淡的人生手里夺来一捧幸福。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吗？我愤愤地想起，那些时髦的神经质的先生们，用成千上百人为的启发刺激自己进行艺术劳作，而我身上过去和现在都蕴藏着充沛的力量却还未消耗过。我又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障碍，或者竟是恶魔，硬让心灵凝固在我的精力和体力均极充沛的躯体内，变得越来越沉重。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自认是一个与众不同又总要吃点什么亏的人，没有人知道、了解和分担他的苦恼。忧郁不仅使人得病，而且使人高傲自大，目光短浅，几乎目空一切，这就是忧郁同恶魔类似的地方。这样的人总以为自己象海涅笔下索然无味的阿特拉斯1，世界上一切痛苦和谜都担在他一人的肩上，仿佛并没有成千上万其他的人在忍受这同样的苦难，困在同一座迷宫里找不到出路。另外，我在离群索居和远离故乡的情况下，竟完全忘记了我的大部分性格和特点并不象家庭的遗传和卡门青族时缺陷那样是我固有的——
1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巨人族泰坦的后裔，受宙斯的处罚，用头、肩支天。海涅的诗见歌曲集中还乡曲第27首。
每隔数周我总要到那位好客的学者家去一次。与他家来往的人，我渐渐的几乎全都认识了。那些人多半是比较年轻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德国人，各种学科的都有，还有几个画家，几个音乐家，以及几个市民和他们的妻子女儿。我经常惊讶不已地瞧他们把我当作稀客一般问候致意，听他们讲每星期要见多少多少次面。这些人老是呆在一起能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呢？他们大多数都具有社交人士的固定模式，我觉得他们都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有好交际和互相看齐的想法，唯独我是例外。在场的还有某些出色而有地位的人士，这种恒常的社交显然丝毫不会或者很少消耗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我可以兴致勃勃地同他们中间的个别人作长时间的交谈。但是，一个挨一个，每人面前只站那么一分钟，对女人总是不假思索地说些恭维话，而且还得一心多用，同时留心手上... -->>
我生活中另一个时期如今来到了，表面看来比以往更加动荡、更加光怪陆离，或许可以写成一部篇幅不大的时髦小说。我本该谈一谈自己怎样成了一家德文报纸的编辑，怎样给我的笔和我这张恶毒的嘴太多的自由而遭人吹毛求疵和恶意刁难，我怎样获得了酒鬼的恶名，末了在大闹一场之后辞去了编辑职务，被派往巴黎去当通讯记者，又怎样在这个该诅咒的巢穴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放浪子形骸之外。
可是我要在这里耍弄一下我的读者中可能会有的龌龊小人，故意略而不谈这一段生涯。这决计不是什么胆怯。我承认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走上歧路，见过各种各样的肮脏事情，自己也陷进去过。从此以后，我便同放浪文人的罗曼蒂克格格不入了。诸君也理应允许我保持洁净和善良，这本来也是我的资质。过去的那一段岁月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何必回首！
一天晚上，我独坐林中，考虑着我究竟是离开巴黎呢，还是干脆了却此生。我想着想着，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我盘算了一下，自己牵挂无多。
但此时，我突然在清晰的记忆中见到了久已过去、早被遗忘的那一天——一个夏日的清晨，在山区家中，我见到自己跪在一张床前，床上躺着我的母亲，正遭受着死亡的痛苦。
我震惊了，我羞惭了，怎能这么久不再去回想那个清晨？！愚蠢的自杀的念头消逝了。因为我相信，任何性格严肃而行为并未完全越轨的人都不可能夺去自己的生命，何况他还曾目睹过一个健全善良的人的生命之光如何熄灭。我见到母亲再次死去。我在她的脸上见到死神无声而严肃的劳作。死神使她的脸变得高贵。他，死神，有一副严厉的面孔，但又象一个小心翼翼地搀着迷路的孩子回家的父亲，既威严又宽厚。
我恍然大悟，原来死神是我们聪明而又善良的兄弟，他知道准确的时辰，我们大可放心，时辰一到，定能见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开始懂得，痛苦也罢，失望也罢，忧愁也罢，都不是为了使我们灰心丧气，使我们变得既无价值又无尊严，而是为了使我们成熟起来，改变形象，焕发神性。
八天以后，我把箱子托运到巴塞尔，自己步行穿越法国南部美丽的一角。对不幸的巴黎岁月的回忆，原来象一股恶臭似的紧追着我，如今我一天天地感到这段回忆淡薄了、变成了灰蒙蒙的一团雾气。我出席了一次courd’a摸ur1。我在宫殿、磨坊、谷仓过夜，同皮肤黝黑、无话不谈的小伙子们共饮他们的暖肚开怀的葡萄酒——
1法语：爱情法庭。农村中按古老传统而设，公断男女私情纠纷。
两个月以后，我到达巴塞尔，衣服破烂，身体消瘦，皮肤晒黑，内心也起了变化。这是我第一次作这么长的徒步旅行，以后还作过多次。从洛迦诺到维罗纳，从巴塞尔到布里格，从佛罗伦萨到佩鲁贾，沿途很少有我不曾仆仆风尘地去过两三回的地方——追随着种种梦想，但还没有一个变成现实。
我在巴塞尔城郊租了一座小楼，打开箱子，取出我的家当，便开始工作。生活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城市里，又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使我暗暗高兴。同几家报刊杂志的联系还保持着，我必须工作和生活。最初的几周，美好而宁静。渐渐地，旧日的悲哀又重新回来，一呆就是几天、几周，甚至在工作时也不离去。不曾在自己身上感受过什么是忧伤的人，是难以理解这种情形的。我该怎么形容呢？我怀着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城市和住宅里、广场和街道上的人们及其生活，同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始终横着一条鸿沟。哪里发生了一场大灾祸，报上刊登了重大的新闻，都同我毫不相干。庆祝节日，出殡送葬，开设集市，举办音乐会——有何意义？为何目的？我奔出屋门，徘徊在森林里、山丘间、公路上，在我周围，草地、树木、农田缄默无语，悲哀而不倾诉，望着我，无声地恳求我、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想要迎上前来问候我。但是它们仍呆在原处，说不出话来，我理解它们的苦恼，一同分担苦恼，因为我无力解救它们。
我去找医生，带去详细的文字记述，试图向他形容我的苦恼。他读了，作了询问，替我作了检查。
“您健康得很，令人羡慕。”他赞不绝口地说“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读点书，听听音乐可能会使您心情愉快一些，试试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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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野外去活动活动，或许会对您有好处。”
“我每天走路三、四小时，假日里至少要加一倍。”
“那您就得强迫自己同人们交往。您有变成不爱同人交往的危险，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这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眼下，您越是不爱交往，就更得强迫自己去同人们接触。您目前的状况还不是病，并不使我担心；不过，假如您再这样消极地懒散下去，总有一天会失去精神上的平衡。”
这位医生是个明白人，也很友善。他为我感到难过。他向我推荐一位学者，此公府上宾客如云，也算是个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活动场所。我去了。人家知道我的名字，客气地，几乎是亲切地接待了我，我于是经常登门造访。有一次，记得是深秋凉意颇浓的夜晚，我一进门，只见到一位年轻的史学家和一个非常苗条的黑发姑娘。这个姑娘守着煮茶器，话很多，尖刻地影射那位史学家。过后，她弹了一会儿钢琴。接着，她告诉我，她读过我的讽刺小品，不过压根儿就不欣赏。我觉得她很聪明，但有点聪明过头。没呆多久，我便回家去了。
在这段时期里，人家渐渐打听到我经常去酒店，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偷偷摸摸酗酒的酒鬼。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学术界的先生和女士们中间正盛传着这些闲话。这个让人丢脸的发现丝毫不影响我的交际，反倒使我成为一个求之不得的对象，那原因是人们正热中于戒酒运动，那些先生和女士们都是戒酒协会1会员，一见有酗酒的罪人落入他们的掌心，真是喜出望外。一天，他们彬彬有礼地发起了首次进攻，大讲在酒店厮混的耻辱，酗酒的祸害，规劝我从医学卫生、伦理道德和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观察这一切，并邀请我参加协会的一次活动。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迄今为止对所有此类协会及其活动和努力还一无所知。协会的会议上有音乐，不乏宗教色彩，十分滑稽可笑，关于自己的这种印象，我也直言不讳。他们一连几个星期缠着我，好心好意地规劝，我觉得无聊透顶。一天晚上，他们又对我念这一本经，一心一意地希望我回头，我无可奈何，只好大声请他们别再对我喋喋不休。那个年轻姑娘也在场。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随后发自内心地说了声：“妙极了！”只是我心情太坏，没有留意。
有一次，戒酒者们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时，出了一次丑，我看了格外高兴。这个大协会连同许多客人在会址聚餐并开会，有人演讲，有人结义，合唱队演唱，高呼和散那2来庆祝美好事业的进步。有一名被派作旗手的男仆，嫌戒酒演讲太冗长，便溜进附近的一家酒店，后来，庄严的庆祝队伍上街游行时，就由他领头，幸灾乐祸的罪人们观赏着这出令人捧腹的好戏：一群狂热的戒酒者，为首的是一个醉得不亦乐乎的领路人，他手捧蓝十字大旗，好似一艘沉船的桅杆在水面摇晃——
1这是起源于美、英的国际性组织，名目不少。此指德国的蓝十字协会，成立于1877年。
2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百姓的欢呼语。
酗酒的男仆被解雇了；但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虚荣、嫉妒、勾心斗角这丛丛杂草却未被铲除，反倒在任何一个竞争性协会和委员会内部滋生蔓延，长得越来越欢。这个运动分裂了，若干追名逐利之徒要把一切荣誉都归到自己头上，咒骂那些改邪归正的酒鬼不把功劳归于他们；当然也不乏高尚、忘我的会员，但他们被人可鄙地滥用了；不久，知内情的人便有机会看到，即使在挂着理想的招牌的地方，也有各种肮脏的人性散发着冲天的臭气。所有这些喜剧性的事情。我都是从第三者嘴里听来的。我不禁心中暗自高兴；有时，半夜三更在酣饮后归家途中，我心想：我们这些放荡不羁者反倒是比较好的人呢。
在郊外莱茵河畔我的小屋里，我作了许多研究和思考。生活就这样在我身旁流逝而去，既无湍急的江河把我卷入，也无强烈的激情和同情炽热我的心，使我摆脱抑郁的梦。除去日常必需的事情以外，我正为一部有关最早的方济格派修道士生活的著作做准备工作，不过，这不是创作，而是旷日持久的一点一滴的材料的搜集，它并不能满足我的渴念所产生的欲望。我开始回顾苏黎世。柏林和巴黎的生活，弄清楚我的同时代人基本的愿望、激情和理想。在他们中间，有人着手废除历来的家具、糊墙纸和服装，让人们去习惯更自由、更美好的环境。有人致力于用通俗的文章和报告传播黑克尔1的一无论。有些人认为值得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另有人为维护陷于贫困的下层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或者在集会上大声疾呼：剧院和博物馆应为民众建造，应为民众开放。在此地，在巴塞尔，又有人反对喝酒——
1黑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有生活、欲望和运动；但是。没有一项我觉得是有意义和有必要的，即使所有这些目的今天均已达到，对我和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触动。我无望地靠到椅子上，推开面前的书和纸，思索，思索。接着，我听到窗外莱茵河的流水声，风的呼啸声，深受感动地静听这种语言，一种埋伏在四周的强烈的忧郁和渴念的语言。我看着夜间苍白的云大堆大堆地象受惊的鸟群一样不安地飘过天空，听着莱茵河在流淌，想着我母亲的死、圣方济格、雪山环抱的故乡、淹死的理查德。我看到自己在攀峭壁，为罗西吉尔坦纳摘取杜鹃花，我看到自己在苏黎世沉湎于书本、音乐和交谈，同阿格丽哀蒂黑夜泛舟湖上，看到自己因理查德的死而绝望，旅行，回国，复元，又复痛苦。有何意义？为何目的？呵，上帝，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出戏，一段偶然的经历，一幅人为的画了我难道未曾忍受过情欲的痛苦，努力去求索才智、友谊、美、真理和爱吗？渴念和爱的热浪不是始终还在我心中翻腾吗？但一切都徒劳无益，反而成了我的痛苦，对别人也并未成为欢乐！
接着，喝酒的时机酝酿成熟了。我吹灭了灯，摸索着走下很陡的环形楼梯，出现在一家出售韦尔特利纳酒的大酒馆或者卖沃州酒的小酒店里。人家把我当作好顾客，尊敬地迎上来，而我呢，通常很固执；有时还很粗暴。我阅读西姆普利齐西姆斯1，它每回都使我生气。我喝着酒，等待着酒来安慰我。这位甜蜜的神用他那女性的柔软的手抚摩我，使我的四肢变得舒服而疲软无力，随后引领我的迷路的灵魂到美梦之乡作客——
1一种政治性讽刺周刊，1896年由慕尼黑出版商阿朗根创办。
有时，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待人，甚至大声骂人来取乐。我常去的饭店里，女侍者都怕我，骂我粗鲁、成心找岔，老是要求退货赔款。当我同别的顾客交谈时，我也总是冷嘲热讽，粗暴鲁莽，别人自然也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有少数几个酒店常客，全都是未老先衰、不可救药的罪人，我有时同他们一起消磨一个夜晚，相处得还算可以。尤其是他们中间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外表粗鲁而心地不坏，以绘图设计师为业，厌恶女人，好讲猥亵的笑话，是第一流在行的酒鬼。如果我晚上在哪个酒馆单独遇上他时，总要一起狂饮一场。先是聊天，开玩笑，一边品尝一小瓶罗特酒，接着，渐渐地以喝酒为主，谈话声沉寂下来，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各抽各的布里萨戈雪茄。各自喝空面前的酒瓶。我们两人真是棋逢对手，总是同时让人重新把酒瓶灌满，半是尊敬半是幸灾乐祸地瞧着对方。有一次，在暮秋酿新酒的季节，我们两个一同到马克格赖夫勒一带，跑了几个产酒的村子，在教堂的鹿苑里，这个老头子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有趣而荒唐，可惜的是我全都忘了。我只记得他讲的一则喝酒的趣闻，这已是他晚年的经历了。那是某地农村的一次节庆。他是客人，坐在贵宾席上。一上来就把神甫和乡长灌得醉醺醺的。可是那位神甫还得致词呢。人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到讲坛上，他却胡说八道了一大通，人家只好请他下去，由乡长来顶替。乡长开始大声地即席演讲，可是，他头重脚轻，突然感到身子不适，便根不礼貌地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与往常讲话时大不相同。
我后来真想再听他讲讲这类故事。可是，在一次射击比赛的晚会上，我和他吵了一架，闹翻了，互相揪胡子，最后怒气冲冲地各奔东西。从那以后，我们仍有好几次在酒店相遇，成了仇敌，自然各占一张桌子；但是出于老习惯，我们默默地互相观察着、以同样的速度喝酒，一直呆到其他顾客早已散尽，人家也来请我们走时方才罢休。我们再也没能言归于好。
我一直思索着自己的悲哀和在生活上无能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而且令人疲倦。不过，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而是充满着神秘的内在动力，相信时候一到我还会成功的，会创作出深刻的佳作来，至少从冷淡的人生手里夺来一捧幸福。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吗？我愤愤地想起，那些时髦的神经质的先生们，用成千上百人为的启发刺激自己进行艺术劳作，而我身上过去和现在都蕴藏着充沛的力量却还未消耗过。我又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障碍，或者竟是恶魔，硬让心灵凝固在我的精力和体力均极充沛的躯体内，变得越来越沉重。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自认是一个与众不同又总要吃点什么亏的人，没有人知道、了解和分担他的苦恼。忧郁不仅使人得病，而且使人高傲自大，目光短浅，几乎目空一切，这就是忧郁同恶魔类似的地方。这样的人总以为自己象海涅笔下索然无味的阿特拉斯1，世界上一切痛苦和谜都担在他一人的肩上，仿佛并没有成千上万其他的人在忍受这同样的苦难，困在同一座迷宫里找不到出路。另外，我在离群索居和远离故乡的情况下，竟完全忘记了我的大部分性格和特点并不象家庭的遗传和卡门青族时缺陷那样是我固有的——
1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巨人族泰坦的后裔，受宙斯的处罚，用头、肩支天。海涅的诗见歌曲集中还乡曲第27首。
每隔数周我总要到那位好客的学者家去一次。与他家来往的人，我渐渐的几乎全都认识了。那些人多半是比较年轻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德国人，各种学科的都有，还有几个画家，几个音乐家，以及几个市民和他们的妻子女儿。我经常惊讶不已地瞧他们把我当作稀客一般问候致意，听他们讲每星期要见多少多少次面。这些人老是呆在一起能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呢？他们大多数都具有社交人士的固定模式，我觉得他们都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有好交际和互相看齐的想法，唯独我是例外。在场的还有某些出色而有地位的人士，这种恒常的社交显然丝毫不会或者很少消耗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我可以兴致勃勃地同他们中间的个别人作长时间的交谈。但是，一个挨一个，每人面前只站那么一分钟，对女人总是不假思索地说些恭维话，而且还得一心多用，同时留心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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