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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山只有一条小公路。连日暴雨之下，好几个路段山体垮塌，我的汽车卡在半途中，陷在翻滚的泥浆里，后来靠着过路的两个学生帮忙推一把，才泥点狂溅地退出绝境，勉强退回到一个草坡上。我弃车换船，把一些物品卸下车，搬到李有根的船上，先回了家再说。
公路好几天没有通，我的车一直丢在几里路的野外。那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附近虽有一农舍，但没有人住。有根要我放心，说不会有事的。但我还是惴惴不安，总是想象汽车被偷了或者被撬了的惨状。虽说是一辆不起眼的国产捷达，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怎么能一块肥肉搁在狼来虎往之地？经常在那里路过的人们，在我的想象中目无定珠，神色诡秘，就不会起一点贼心？
我坐船去查过一次现场，还算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半个月以后雨停云散，公路重新开通，我才把汽车开回家来。谢天谢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相信有根的话了：八溪峒还真是平安之乡。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里一切太平。仅就我的记忆，几年来这里也有不少事骇人听闻：学校里有两辆摩托车被窃；坡上有好几片杉树被盗；一辆挖土机的师傅忘了锁油箱盖，只一顿饭的功夫，就发现箱里的柴油被吸了个精光但凭心而论，这些罪行不算特别严重。
乡下人也自私，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莫说是对一辆不知该如何摆弄的汽车，就是对路边一堆木头，几袋饲料，也不大有邪念。我经常看见这些东西随意丢在路边，好多天里无人理会，颇有路不失遗之风。
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也许，一种匿名的身份和陌生的环境，最容易造成道德监控的缺位，造成人们的心理约束荡然无存。相反，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与城市稍异的是，乡村的道德监控还来自人世彼岸：家中的牌位，路口的坟墓，不时传阅和续写的族谱，大大扩充了一个多元化的监控联盟。
先人在一系列祭祀仪式中虽死犹生，是一些需要吃喝（摆供品）、需要开销（烧纸钱）、需要敬重（三叩九拜）、需要文化娱乐（比如舞刀弄枪或玩狮耍龙的傩戏节目）的灵性存在，是一种冥冥之中无处不在的威权。乡下人可容忍自己挨骂，决不容忍祖宗受辱，一旦联系上“八辈子祖宗”就非拼命不可，足见这种威权的不可亵渎。乡下人又常说：“做人要对得起祖宗”更透出了对这种对威权的不时惦记。
这相当于欧美人说：“以上帝的名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上帝；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如果撇开其它因素不说。
很多难解的是非困惑，一拿到乡间祖坟面前就多多少少得以缓释。一切道德问题在这里都不需要答案，或早已有答案。为父者该做什么，为母者该做什么，为儿者该做什么，为媳者该做什么，为女者该做什么，为婿者该做什么一切皆明白无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各种乡间的祭祀仪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中国式的教堂礼拜，一种本土化的道德功课。
也许，一旦祭祖的鞭炮声不再响起，那种寂静会透出更多的不祥。
进山只有一条小公路。连日暴雨之下，好几个路段山体垮塌，我的汽车卡在半途中，陷在翻滚的泥浆里，后来靠着过路的两个学生帮忙推一把，才泥点狂溅地退出绝境，勉强退回到一个草坡上。我弃车换船，把一些物品卸下车，搬到李有根的船上，先回了家再说。
公路好几天没有通，我的车一直丢在几里路的野外。那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附近虽有一农舍，但没有人住。有根要我放心，说不会有事的。但我还是惴惴不安，总是想象汽车被偷了或者被撬了的惨状。虽说是一辆不起眼的国产捷达，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怎么能一块肥肉搁在狼来虎往之地？经常在那里路过的人们，在我的想象中目无定珠，神色诡秘，就不会起一点贼心？
我坐船去查过一次现场，还算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半个月以后雨停云散，公路重新开通，我才把汽车开回家来。谢天谢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相信有根的话了：八溪峒还真是平安之乡。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里一切太平。仅就我的记忆，几年来这里也有不少事骇人听闻：学校里有两辆摩托车被窃；坡上有好几片杉树被盗；一辆挖土机的师傅忘了锁油箱盖，只一顿饭的功夫，就发现箱里的柴油被吸了个精光但凭心而论，这些罪行不算特别严重。
乡下人也自私，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莫说是对一辆不知该如何摆弄的汽车，就是对路边一堆木头，几袋饲料，也不大有邪念。我经常看见这些东西随意丢在路边，好多天里无人理会，颇有路不失遗之风。
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也许，一种匿名的身份和陌生的环境，最容易造成道德监控的缺位，造成人们的心理约束荡然无存。相反，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与城市稍异的是，乡村的道德监控还来自人世彼岸：家中的牌位，路口的坟墓，不时传阅和续写的族谱，大大扩充了一个多元化的监控联盟。
先人在一系列祭祀仪式中虽死犹生，是一些需要吃喝（摆供品）、需要开销（烧纸钱）、需要敬重（三叩九拜）、需要文化娱乐（比如舞刀弄枪或玩狮耍龙的傩戏节目）的灵性存在，是一种冥冥之中无处不在的威权。乡下人可容忍自己挨骂，决不容忍祖宗受辱，一旦联系上“八辈子祖宗”就非拼命不可，足见这种威权的不可亵渎。乡下人又常说：“做人要对得起祖宗”更透出了对这种对威权的不时惦记。
这相当于欧美人说：“以上帝的名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上帝；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如果撇开其它因素不说。
很多难解的是非困惑，一拿到乡间祖坟面前就多多少少得以缓释。一切道德问题在这里都不需要答案，或早已有答案。为父者该做什么，为母者该做什么，为儿者该做什么，为媳者该做什么，为女者该做什么，为婿者该做什么一切皆明白无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各种乡间的祭祀仪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中国式的教堂礼拜，一种本土化的道德功课。
也许，一旦祭祖的鞭炮声不再响起，那种寂静会透出更多的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