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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辅佐之才,官至天部大人,封为白马公,为北魏先朝重臣。崔浩自幼养尊处优,又生得“纤妍结白,如美妇人”,少好文字,博览经史,阴阳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深研义理,出类拔萃。他承继父业,入仕朝廷。从道武帝到明元帝,己官至左光禄大夫,父子均为朝廷近臣。太武帝即位,更是军国大事主谋者之一,因他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得罪部分鲜卑贵臣,太武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且去官在家,而大凡国事,必决崔浩。寇谦之选中崔浩,是最合适的意中人。而崔浩是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莅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圣上应天承命,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而顺天应命的。

    果然奏效,太武帝闻奏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奉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于是“天师”“帝师”,一齐拥来;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神奕奕;扶乩请神,天相多多;画符镇灾,希冀太平;讲经论道,施术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发布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幼不好儒,成为缺陷;现在应急起直追,请教大儒崔浩,崔浩有求必应,急需应用,稍稍弥补了自己的儒学空白的短处。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寇谦之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显神手,积极参加北魏的军事行动。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亡,其子赫连昌继位。对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见不一。崔浩主战,长孙嵩主和,太武帝倾向主战,意志不坚定,特请来寇谦之“天师”决定吉凶。寇谦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见,又自认为大夏历来穷兵扩战,民心不安;又新丧国君,政局不稳。如出兵征伐,定会一石三鸟,会取胜而归的。于是,寇谦之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利。后对太武帝说:“此战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兴,于是亲率一万八千轻骑西征,结果大挫西夏元气,俘敌军数万,缴获牲畜十几万头,虏夏人万余家,凯旋而归。

    寇谦之以其道术、法术、和权术、谋术,连连相扣,术术应手,终于在鲜皓卑族的大魏,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国师”之梦。如愿以偿了。

    四推行新道法道运不圆满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轰轰烈烈发展着。

    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下诏给寇谦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显爵,寇谦之谢绝了。太武帝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于是,让“天师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

    太武帝还下令,为寇谦之师徒劳在京城东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坛”。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给衣食。道士、道徒每日“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每月举行一次“厨会”,有数千人参加,费用有国家供给。

    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还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种法制,依此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如文成帝拓跋浚于兴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坛,亲受符箓”。

    寇谦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己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己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他认为新天师道吸收不少佛教义理。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寇谦之意识到这可能逞一时之快,而最终会招致杀身之祸,前景相当严重。

    寇谦之不仅想到崔浩的未来灾难,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现状,他以太武帝名义修建“静轮天宫”因“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终年不成”,而招致皇太子一帮人的非议;“寇谦之想以无止境的时间,办不可能办到的事,费损财力,疲劳百姓,恐怕不太合适吧?”太武帝也认为无不有理,寇谦之很清楚这个内情。他还意识到他所招收的新老弟子,入京城之后,个个贪图享受,无所长进,自己己年过八十,道教后继无人,静轮天宫,己历时十八年,而竣工无期,这使得寇谦之己力不从心了。他是否感到大限将至,有一天他对弟子们说:

    “当我寇谦之在世之日,你们可以求得荣华富贵,一旦我去世,这静轮天宫真难修成呵!”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预言不久的夜里,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三岁。

    两年后,崔浩奉命纂修国史,太子晃为报“天佛”一箭之仇,先表面赞同他秉笔直书;国史修成后,又借口崔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将其诛杀,并尽戮其族。崔浩之死,正被寇谦之在预言言中。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迫于压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

    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突然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侍杀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孙濬即位,是为文成帝。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废佛令,恢复佛教。

    寇谦之死后,他的弟子中却没有一个成名的!尽管天师道仍在活动着。

    此后,北魏的新皇帝登基,照祖宗旧例,亲登道坛,接受符箓。

    北魏孝文帝元宏元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将道坛由城南迁至南郊,定员由一百二十人减至九十人。孝文帝迁至洛阳后,一照旧例,在洛阳城南新建道场,定员为一百零六人。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静帝元善见由洛阳迁都邺城,建立东魏,在邺城南建立道场,定员仍为一百零六人。

    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宝六年(公元555年),道佛论争,道教失败。文宣帝下令废除道教,于是齐境无道士,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教团,至此便烟消云散。[2]

    南天道师

    陆修静(406~477)为南朝宋著名道士,早期道教的重要建设者。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吴丞相陆凯之后裔。少宗儒学,博通坟籍,旁究象纬。又性喜道术,精研玉书。及长,好方外游,遗弃妻子,入山修道。初隐云梦,继栖仙都。为搜求道书,寻访仙踪,乃遍游名山,声名远播。宋元嘉(424~453)末,陆修静市药至京师,宋文帝刘义隆钦其道风,召入内宫,讲理说法。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后因避太初之乱南游。于大明五年(461),至庐山,在东南瀑布岩下营造精庐,隐居修道。宋明帝刘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见于华林园延贤馆,“先生鹿巾谒帝而升,天子肃然增敬,躬自问道,咨求宗极。先生标阐玄门,敷释流统,莫非妙范,帝心悦焉”。明帝乃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居之。在此期间,他“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元徽五年(477)卒,时年七十二岁。弟子奉其灵柩还庐山。诏谥简寂先生,以庐山旧居为简寂馆。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封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为孙游岳、李果之等。

    整顿和改革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道教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之统治。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规定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师治所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录命籍”(近似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户籍簿),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道官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护道民家口安全,禳灾却祸。自魏初天师道北迁至晋宋之际,出现了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道民在三会之日不赴师治参加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箓。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恣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约之正教,向邪僻袄巫之倒法”。祭酒制度的腐朽败落,就失去了“清约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陆修静乃提出一套整顿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认为,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从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再从箓吏依次晋升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道职。强调“采求道官,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组织措施。为健全三会日制度,他重申,三会日“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之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其日,每个道民都须赍信至本师治所,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

    第二,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主张“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

    第三,陆修静不仅整顿组织、完善斋醮仪式而且还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他早年便注意采访搜集道教经典,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元嘉十四年(437),即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467)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又得当时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手书上清经真诀。相传由鲍靓所造之《大有三皇经》亦为其所得。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目录,于泰始七年奉敕撰《三洞经书目录》献上。据云,陆修静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内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针对当时《灵宝经》错乱糅杂,使后来学者难辨真伪,“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情况,于是对之整理考证,编成了《灵宝经目》一书,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陆修静在整理道教经典的同时,又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体系,为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所沿用。

    陆修静一生著作甚丰,有关斋戒仪范者尤多。刘大彬《茅山志》谓其“著斋戒仪范百余卷”,今《正统道藏》存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各一卷。另有《灵宝经目序》《古法宿启建斋仪》《道德经杂说》《三洞经书目录》《陆先生答问道义》《陆先生黄顺之问答》,均佚。《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三元斋仪》、《然灯礼祝威仪》《金箓斋仪》《玉箓斋仪》《九幽斋仪》《解考斋仪》《涂炭斋仪》等也已亡佚,某些内容散见于《无上黄箓大斋成立仪》中。《通志·诸子类·道家略》中著录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经》《升元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在唐法琳《辩正论》中,尚见其著有《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论》《自然因缘论》《五符论》《三门论》等,《破邪论》中又见其著有《对沙门记》。

    过去的学者大多将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误解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将唐代的李渤“真系”(《云笈七笺》卷5)所记上清经篆的传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刘大彬《茅山志》(HY304)中记载的茅山宗师脉谱,误解为是讲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由于将从东晋的杨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这些人物的脉谱,误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因而陆修静、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其结果,导致了东晋末以后,江南一带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还是主流这一误解的产生和流行。

    将“真系”、《茅山志》的上清经篆的传授谱系误解为讲述上清派谱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对道教的三洞学说没有充分理解。许多道教学者片面地相信上清经篆的传授只在上清派(茅山宗)中进行,实际上,上清经篆的传授也在提倡三洞学说的天师道中进行。刘宋的天师道依据三洞学说,把过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传授的灵宝经、《三皇经》、上清经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之内,将三洞部的所有道书尊奉为天师道的道书,此事可以由刘宋天师道里存有“三归依戒”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天师道的三归依戒要求信徒归依三宝即道宝、经宝和师宝,三宝是指道宝的太上无极大道,经宝的三十六部尊经,师宝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经宝三十六部尊经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书,所以归依三宝即是归依道宝的无极大道,经宝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书,以及师宝的太上老君。因此,刘宋天师道当然也崇尚上清经、灵宝经以及《三皇经》。而且天师道的法位制度一旦完备,便出现了于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经的道士洞真法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师(参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5·法次仪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经策在这些法师那儿也得到了传授和掌握[7]。

    如果天师道也实行上清经之传授,那么“真系”、《茅山志》所记载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师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对各个道士的思想和事迹进行调查确认,其多数则是天师道的道士。例如,刘宋的陆修静,查阅《陆先生道门科略》(HYlll9),显然是将东汉的张陵(张道陵)仰奉为祖师的天师道道士。而且陆修静倡导三洞学说一事可以明确地从“灵宝经目序”(《云笈七笺》卷4)、《洞玄灵宝五感文》(HYl268)中获知。就是说,陆修静是天师道的道士,同时也是三洞学说的信徒。其他如“真系”记载的唐代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还有《茅山志》所记载的在此之后的黄宗元、孙知清等茅山宗师也都是天师道的道士。

    刘宋天师道提倡三洞学说,意义极大。若天师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书,那么,不论是《上清经》、《灵宝经》、还是《三皇经》,其所述教义,都将包摄于天师道之中。陆修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基于三洞学说,对三洞部道书所说斋戒进行分类解说,其中包括《上清经》的上清斋、《灵宝经》的灵宝斋、《三皇经》的三皇斋以及天师道独有的三元涂炭斋和指教斋,陆修静将所有这些斋都看成是当时天师道所实践的斋。这样,刘宋天师道通过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范围,使得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师道将自己的教义称作“道教”,来对抗佛教。于是,“道教”这一宗教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来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教义[7]。

    从上述可知,对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这一误解,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创立提倡的宗教,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后,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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