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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寒暄了一番,范筑先说:“大喜呀,大喜呀,我们的制药厂能生产了青霉素,这多亏了项经理呀,是你日夜操劳,才使制药厂有了今天的成绩。”
项松茂急忙推辞说:“哪里呀,哪里呀,要是没有韩局长的技术,要是没有韩局长的设备,我上哪里生产青霉素去呀,要说有功,那还得指望韩局长呀。”
韩行笑了笑说:“项经理不要谦虚,要是没有你这个西药大王的经验,这个青霉素也是生产不出来的。我虽然名义上是占着60%的股份,其实老大是范专员,只有他才代表着真正的大股东。”
范筑先一捋胡子笑了笑说:“我都六七老十了,要这么钱干什么?还不都是抗日的钱,青霉素挣的所有的钱,都要为抗日服务。”
张维翰也笑了:“青霉素生产成功了,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这里挣了钱,再把钱投到军火上去。这样,我们全盘皆活了。”
又喝了三杯酒后,范筑先捋了捋胡子,又说:“我们互相吹捧了一伙,什么事也不当,那也就是心里高兴高兴。也该进入正题了,大家说说吧,这青霉素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支?”
张维翰说:“反正世界上也没有青霉素,干脆就定得高一点,要以我说,三毛钱一支吧!”
范筑先瞪了张维翰一眼说:“你真是牵着个狼狗瞎转悠,玩狠的了。”
韩行心里好笑,也知道青霉素当时卖到多少钱一支,但是在诚实的鲁西人看来,三毛钱一支,那就是和明着抢人家钱财一样,心里实在是难以承受,也只好逗趣地说:“三毛钱一支,太坑人了,粮食才多少钱一斤呀,也就是几分钱,中央军的津贴才多少钱呀,也就是才七八块钱。我看,一毛钱一支算啦!”
范筑先听到韩行说这句话,又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一毛钱,少点了吧,我们造这个药也不容易,干脆,就二毛钱一支吧!”
三个人觉得自己的价格定得都符合于自己的心理,就一齐看项松茂,希望这个商人能说出自己的心里价。
项松茂并不直接说出价格的事儿,而是笑了一笑,先说出了定价的基本原理:“什么是垄断,我们的青霉素就是垄断,现在各国都没有青霉素,我们定价可以高一点儿。再过上一年半载的,可能外国人就生产出来了,我们就不是垄断了,就要和他们比质量比价格,定价要低。再过上一个时期,各国都能生产了,而且供过于求,我们的价格一低再低,几乎要赔本了,就要考虑到改产了,再也不能生产青霉素了。”
范筑先打断了他的话说:“你就别啰嗦了,啰嗦这么一大套我也听不懂。干脆你就说多少钱一支吧?”
项松茂不亏为奸商,搞经营的,伸出了一个巴掌,五个手指头。
范筑先吓了一跳:“五毛钱,你……你……你想坑死人家啊!”
张维翰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五毛钱一支,太贵了吧,穷人怎么能看得起病,打得起针。”
韩行心里好笑,这个项松茂,终于露出他的奸商本质了。
项松茂笑了一笑,继续晃着五个手指头说:“不是五毛钱一支,而是五块钱一支。”
范筑先几乎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吼着说:“你这个项经理,简直就没有人味儿,五块钱一支,那就没人能打得起针,这么贵,谁还买我们的药,不行……不行……”
张维翰也反对说:“简直太离谱了,五毛钱一支就太贵了,你还要卖五块钱一支,比黄金还贵啊!别说穷人了,就是一般的有钱人,光肺痨、花柳病,需要打上几十支,这几十支多少钱啊,就足够倾家荡产的了。”
韩行也凑热闹说:“五块钱一支太贵了,人家还不骂死我们啊。嫌我们嫌钱都嫌疯了,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死活!”
项松茂一时成了三人批判、攻击的对象。
待大家又大批判了一阵子,项松茂才继续据理力争地说:“现在的社会,医院就从来不是给穷人开的。如果青霉素是外国生产的,它的价格也不会少于这个价,这是高科技商品,不是救济所。如果一个士兵,一个有钱人需要这种药,他是要钱还是要命。我们的产品不光是在中国销售,还要在外国销售,这个价格,就是要由我们中国人来决定,这就是垄断。如果外国人也生产出了这种药,两家竞争,价格就不是我们说了算了。要珍惜这个千金难买的机会,青霉素就是比黄金还要贵呀!”
韩行从资料上得知,自从有了青霉素,它的价格一直就是五块钱左右一支,而且很长时间供不应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物以稀为贵吗!
于是韩行话头一转,支持项松茂说:“外国需要青霉素,中国的**和敌人日军同样也需要青霉素,我们的产量又有限,只能卖这个价了。我们的军火生产需要大量的金钱,我们的战争需要金钱,开发新的产品也需要金钱,处处需要钱,也只能是从青霉素的利润里往外拿钱再补充到别的地方了。至于穷人和我们的军队需要药,那还不好说吗,灵活点就是了。”
这一个灵活就包含了很多的意思,范筑先和张维翰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价格的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
项松茂表态说:“青霉素生产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挖到了一个大金娃娃,好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表个态吧,我的股份利润里,只要是抗日用钱,有多少钱,我就往外拿多少钱。人这一辈子啊,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是一个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能为中国人争口气,能为中国人挣回一个面子,在我心里,就什么都有了,比那些看见的黄金要值钱的多。”
范筑先带头鼓掌,张维翰也鼓起掌来,当然韩行也鼓掌了。项松茂能有这样的思想,四个人心里的距离更拉近了。
项松茂又说:“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还有一事相求?”
范筑先看了看张维翰和韩行一眼,笑着说:“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只要是我们能解决的。”
项松茂叹了一口气说:“公司员工来电话说,上海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日本人欺负得太厉害了,大家想想啊,亡国奴是这么好当的吗?成天在鬼子的刺刀下钻过来钻过去的,日本特务成天在你的药房里找事,气也气死了。所以,我想在上海只留个空架子,把资金和骨干人员都抽到这里来,不知你们是否能接受。”
范筑先一听大喜,立刻表态:“好呀,项经理能有这样的爱国之心,实在是让我心里感动呀!你开好了你的药厂,开好了你的五洲药房,可以说是能顶一个军,不,比一个军还要厉害。老百姓也好,军队也好,医院也好,没有药哪能行啊!就连**和日本人也得用药啊,真是的,真是的,那对我们聊城军民是大有帮助呀!”
张维翰说得更直接:“八路军、**需要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特别是华北、东北、延安的根据地需要大量的... -->>
酒过三巡,寒暄了一番,范筑先说:“大喜呀,大喜呀,我们的制药厂能生产了青霉素,这多亏了项经理呀,是你日夜操劳,才使制药厂有了今天的成绩。”
项松茂急忙推辞说:“哪里呀,哪里呀,要是没有韩局长的技术,要是没有韩局长的设备,我上哪里生产青霉素去呀,要说有功,那还得指望韩局长呀。”
韩行笑了笑说:“项经理不要谦虚,要是没有你这个西药大王的经验,这个青霉素也是生产不出来的。我虽然名义上是占着60%的股份,其实老大是范专员,只有他才代表着真正的大股东。”
范筑先一捋胡子笑了笑说:“我都六七老十了,要这么钱干什么?还不都是抗日的钱,青霉素挣的所有的钱,都要为抗日服务。”
张维翰也笑了:“青霉素生产成功了,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这里挣了钱,再把钱投到军火上去。这样,我们全盘皆活了。”
又喝了三杯酒后,范筑先捋了捋胡子,又说:“我们互相吹捧了一伙,什么事也不当,那也就是心里高兴高兴。也该进入正题了,大家说说吧,这青霉素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支?”
张维翰说:“反正世界上也没有青霉素,干脆就定得高一点,要以我说,三毛钱一支吧!”
范筑先瞪了张维翰一眼说:“你真是牵着个狼狗瞎转悠,玩狠的了。”
韩行心里好笑,也知道青霉素当时卖到多少钱一支,但是在诚实的鲁西人看来,三毛钱一支,那就是和明着抢人家钱财一样,心里实在是难以承受,也只好逗趣地说:“三毛钱一支,太坑人了,粮食才多少钱一斤呀,也就是几分钱,中央军的津贴才多少钱呀,也就是才七八块钱。我看,一毛钱一支算啦!”
范筑先听到韩行说这句话,又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一毛钱,少点了吧,我们造这个药也不容易,干脆,就二毛钱一支吧!”
三个人觉得自己的价格定得都符合于自己的心理,就一齐看项松茂,希望这个商人能说出自己的心里价。
项松茂并不直接说出价格的事儿,而是笑了一笑,先说出了定价的基本原理:“什么是垄断,我们的青霉素就是垄断,现在各国都没有青霉素,我们定价可以高一点儿。再过上一年半载的,可能外国人就生产出来了,我们就不是垄断了,就要和他们比质量比价格,定价要低。再过上一个时期,各国都能生产了,而且供过于求,我们的价格一低再低,几乎要赔本了,就要考虑到改产了,再也不能生产青霉素了。”
范筑先打断了他的话说:“你就别啰嗦了,啰嗦这么一大套我也听不懂。干脆你就说多少钱一支吧?”
项松茂不亏为奸商,搞经营的,伸出了一个巴掌,五个手指头。
范筑先吓了一跳:“五毛钱,你……你……你想坑死人家啊!”
张维翰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五毛钱一支,太贵了吧,穷人怎么能看得起病,打得起针。”
韩行心里好笑,这个项松茂,终于露出他的奸商本质了。
项松茂笑了一笑,继续晃着五个手指头说:“不是五毛钱一支,而是五块钱一支。”
范筑先几乎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吼着说:“你这个项经理,简直就没有人味儿,五块钱一支,那就没人能打得起针,这么贵,谁还买我们的药,不行……不行……”
张维翰也反对说:“简直太离谱了,五毛钱一支就太贵了,你还要卖五块钱一支,比黄金还贵啊!别说穷人了,就是一般的有钱人,光肺痨、花柳病,需要打上几十支,这几十支多少钱啊,就足够倾家荡产的了。”
韩行也凑热闹说:“五块钱一支太贵了,人家还不骂死我们啊。嫌我们嫌钱都嫌疯了,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死活!”
项松茂一时成了三人批判、攻击的对象。
待大家又大批判了一阵子,项松茂才继续据理力争地说:“现在的社会,医院就从来不是给穷人开的。如果青霉素是外国生产的,它的价格也不会少于这个价,这是高科技商品,不是救济所。如果一个士兵,一个有钱人需要这种药,他是要钱还是要命。我们的产品不光是在中国销售,还要在外国销售,这个价格,就是要由我们中国人来决定,这就是垄断。如果外国人也生产出了这种药,两家竞争,价格就不是我们说了算了。要珍惜这个千金难买的机会,青霉素就是比黄金还要贵呀!”
韩行从资料上得知,自从有了青霉素,它的价格一直就是五块钱左右一支,而且很长时间供不应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物以稀为贵吗!
于是韩行话头一转,支持项松茂说:“外国需要青霉素,中国的**和敌人日军同样也需要青霉素,我们的产量又有限,只能卖这个价了。我们的军火生产需要大量的金钱,我们的战争需要金钱,开发新的产品也需要金钱,处处需要钱,也只能是从青霉素的利润里往外拿钱再补充到别的地方了。至于穷人和我们的军队需要药,那还不好说吗,灵活点就是了。”
这一个灵活就包含了很多的意思,范筑先和张维翰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价格的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
项松茂表态说:“青霉素生产出来了,实际上就是挖到了一个大金娃娃,好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表个态吧,我的股份利润里,只要是抗日用钱,有多少钱,我就往外拿多少钱。人这一辈子啊,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是一个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能为中国人争口气,能为中国人挣回一个面子,在我心里,就什么都有了,比那些看见的黄金要值钱的多。”
范筑先带头鼓掌,张维翰也鼓起掌来,当然韩行也鼓掌了。项松茂能有这样的思想,四个人心里的距离更拉近了。
项松茂又说:“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还有一事相求?”
范筑先看了看张维翰和韩行一眼,笑着说:“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只要是我们能解决的。”
项松茂叹了一口气说:“公司员工来电话说,上海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日本人欺负得太厉害了,大家想想啊,亡国奴是这么好当的吗?成天在鬼子的刺刀下钻过来钻过去的,日本特务成天在你的药房里找事,气也气死了。所以,我想在上海只留个空架子,把资金和骨干人员都抽到这里来,不知你们是否能接受。”
范筑先一听大喜,立刻表态:“好呀,项经理能有这样的爱国之心,实在是让我心里感动呀!你开好了你的药厂,开好了你的五洲药房,可以说是能顶一个军,不,比一个军还要厉害。老百姓也好,军队也好,医院也好,没有药哪能行啊!就连**和日本人也得用药啊,真是的,真是的,那对我们聊城军民是大有帮助呀!”
张维翰说得更直接:“八路军、**需要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特别是华北、东北、延安的根据地需要大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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