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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林提前下班回到家里，开始动手做晚饭。
双职工家庭，又请不起保姆，家务活往往成为一个让人纠结的难题。自结婚以来——准确地讲，是从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以来，加林和红梅就时不时为做家务扯皮，产生一些磕磕碰碰的小矛盾。
道理很简单：你上班，我也在上班，你下班后想休息，我同样想放松，而菜必须买、饭必须做、场必须清、地必须拖、衣服必须洗、家具必须抹、孩子必须带……诸如此类的家务活，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夫妻多么恩爱，感情多么融洽，也没有哪一方愿意把所有的家务都包揽下来。
最初因为是“吃大锅饭”，偷懒和攀比的心理在作怪，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比较多。于是，他们借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对主要的家务活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加林买菜做饭，红梅洗衣洗碗，加林拖地，红梅清场，等等。至于不在分工范围内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事情，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理论的威力和效果得以充分体现。
心情好的时候，他们还探讨过做家务与家庭和睦之间的关系。
王加林认为，要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家务事就不能不干。如果夫妻俩都横草不拿、直草不拈，都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弄来？缝补浆洗照料孩子由谁来干？所以，干家务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主动干家务事就是“顾家”的表现。家务事总量基本固定，家里又只有夫妻二人，一个人不做，另一个人就得做；一个人多做一件，另一个人就可以少做一件。——这种朴素的思维当中，包含着夫妻恩爱、相互体贴的内涵。
方红梅说，不能把做家务看成一种负担，应该作为工作后的一种调节，当作八小时以外的一种消遣。因为做家务事本身就是对生活进行的一种整理和充实，只要消除了心理障碍，从中还能体验到很多乐趣。比方，早晨起床后，当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音响里传出的悠扬乐曲声中，把揉作一团的被子叠成规则的“豆腐块”，把皱巴巴的床单拉平、刷净，铺上漂亮的床罩，摆好被子和枕头，再喷上一些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此时，你抱起双臂，环视房间，是不是会感到赏心悦目？酒足饭饱之后，把餐桌上狼藉一片的杯盘碗筷集中到水池里洗净，分门别类摆进碗橱，把残羹剩汁连同菜渣一起倒进垃圾桶。桌面抹得铮亮如镜，地面拖得一尘不染，厨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此时，你擦一把额上的汗珠，用香皂洗净双手，解下围裙，心里是否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
“变零乱为整洁，变杂乱无章为条理清晰，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但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却是一种享受和快乐。”王加林这样总结道。
基于这种乐观的心态和比较高的思想境界，困守牌坊中学的日子，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把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王加林去孝感工作，夫妻分居两地，他们二人简直堪称“模范夫妻”。
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红梅都会带着女儿王彤去花园火车站去接加林。一见到加林走出车站，母女俩就兴奋地跑过去，抢过加林带回的东西，拉着加林的手，亲亲热热地拥着他回家。
路上，两位女同胞争着向加林讲述一周所遇到的趣闻轶事，饶有兴致地向加林问这问那，嘴巴一刻也不闲着。
回到家里，红梅就端出早已炖好的排骨汤、蹄子汤或者鸡汤，逼着加林喝下一碗。有时，还备有好酒和满桌子下酒的好菜。
团聚的日子，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加林考虑到红梅一周来又是工作又是孩子又是家务，肯定累得够呛，便主动找家务活干，尽量多承担一些，让老婆轻松轻松。红梅又觉得一周就那么两天相聚的时间，希望加林陪她逛商店、看电影、打扑克、玩电子游戏机，或者聊天，说说话儿。
在一起的时间总是显得不够用，暮色降临时，两人都恨不得把太阳从西山后面拽上来。
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加林得赶火车去孝感上班了。每次分手时，红梅总是恋恋不舍，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他们互道珍重，互祝新的一周幸福和快乐。最后，总少不了说一声：“周末再见！”
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一直温暖着王加林。
可是，最近这一年多来，自王加林从孝感调回花园镇之后，两口子之间的矛盾突然增多了，罪魁祸首居然还是老生常谈的做家务事！
红梅老师觉得自己承担的家务事太多了，责备加林不为她分担。她说一起上班的女老师都比她享福，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夫妻团聚了还不如分居两地时舒服，连麻将都没以前打得多。
红梅老师是从同类比较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攀比往往容易让女人丧失理智。比方，她特别羡慕那些得到老公鼎力支持的女牌友，羡慕她们的老公主动为她们找人凑摊子，出手大方地给钱她们打麻将，甚至把饭菜送到麻将桌上，递到她们的手里。
一次又一次，听着这样的奚落和唠叨，加林就感到特别窝火。他觉得老婆完全是无理取闹，觉得红梅完全变了，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凭心而论，加林并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更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在外人眼里，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模范丈夫。勤劳，顾家，心细，这些在银行大院里都是出了名的。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或者周末不上班的日子，他总是尽量找事干，找活儿做，很少闲着。再说，而今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家务事不知要少多少，生活不知要方便多少，毕竟孩子已经长大，毕竟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就拿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首当其冲的“柴”来说吧，今昔对照，就要省下好多事情。
在牌坊中学他们一直烧煤。每次做饭都得淘神费力地生炉子。用斧子把平日搜集到的废弃的桌椅板凳和捡回来的枯树枝剁成寸把长的小木片，拿旧书旧报纸引火，木柴在炉膛里燃烧起来之后，用火钳一个一个地把煤球往里面夹，煤球填满炉膛之后，再摇着蒲扇对着炉子的进风口不停地扇风。烟雾袅绕，熏得人眼泪直流。有风的时候，加林老师就把炉子提到操场边的走道上，让进风口对着风来的方向，省去人工摇扇子的麻烦。
阳光明媚的正午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在开阔的黄土操场旁边，一只半米来高的绿皮煤炉，袅袅地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曾经成为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炉子交给风神之后，并非百事大吉，人还得时不时地去瞅一瞅煤是否点燃。如果煤球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苗，说明成功了。要是煤球依然是黑的，或者身上仅有微弱的红光，那就得从头再来。因为煤球掺土太多，加上煤炭品质不是很好，生炉子中途熄火是常有的事情，加林已经习以为常。大不了多费点儿柴禾和纸张，多花点儿时间，这算个屁呀！真正考验加林的，或者说经常让他犯愁的，是买煤。
他们最初买的都是“黑市”煤。因为加林和红梅两个人的户口都在学校的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所以享受不到每月定额的燃煤供应指标。
领取结婚证之后，他们拿着学校的集体户口本去花园镇派出所申请单独立户。可是，因为户籍所在地是“关王村牌坊中学”，不属于城镇居民，还是没有燃煤供应。愁眉不展之时，是好心的女校长关玉荣主动出面，找在花园镇派出所工作的老同学帮忙，把加林和红梅的户籍所在地改为“花园镇中山街”，他们这才领到了一本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炭供应。指标“当季有效，过期作废”，因此每个季度他们必须去花园镇煤炭公司买一次煤。
一季度的煤是四百二十斤，自行车是无能为力的。每次准备买煤时，首先得关注天气预报，确认有晴好天气之后，再去关王村的农家借平板车。通常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天把平板车借好，停在学校里，确保次日天蒙蒙亮时能够出发动身。从牌坊中学前往花园镇，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话，可以抄近道走那些尺把来宽的田间小路，但拖平板车就必须绕道花园铁路技校，到官塘附近并入孝花公路，经过京广铁路线花园北道口，再才能进入花园镇中心，有七八里路的样子。
煤炭公司只有一个煤球厂，早上八点开门营业，但为了顺利地买到煤，必须提前去排队。加林和红梅（有时是加林和他的小舅子敬武）一般是五点钟从牌坊中学出发，拖着空板车到达煤球厂时，六点半左右。煤球厂的大门自然是锁着的，但门口的板车、手推车、三轮车已经排成了长龙。一看到那阵式，他们就特别灰心，有时真想打道回府，改日再来，但回去又得重新走那么远的路，又得去找其他老师换课，又得去还板车借板车，还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天气。
横下一条心，等吧！
煤球厂有两部蜂窝煤机，进入厂区后，买煤的人会自动地排成两列。当然，也有遇到一部机器出现故障、罢工停摆的时候，两列队伍又会重新并成一列。为了抢占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遇有不守规矩的人插队，就会发生争吵、对骂，相互推来搡去，甚至大打出手，搞得头破血流。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属于遵纪守法、遵规守矩的好公民，他们总是老老实实地排队。往前面看了看，似乎也井然有序，只是队列挪动的速度相当慢，每辆车主买煤的数量都特别大。原来，前面排队的人手里往往拿着好几家人的煤票，一个人排队，买好几家的煤。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就到了中午十二点，煤球厂要下班了。蜂窝煤机的轰鸣声停了下来，没买到煤的人被赶出厂区，被吆喝到大门口重新排队。
可以想见，此时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家是不可能的，想回去吃了饭再来，这一天绝对不可能买到煤。他们只能顶着烈日再熬两个小时，等下午两点钟煤球厂重新开门。于是，加林继续排队，红梅去买馒头、花卷或者包子来充饥。正常情况下，下午是能够买到煤的。当然，如果遇到蜂窝煤机出故障等特殊情况，又另当别论。买到煤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一人如老牛般地在前面拖，一人跟在后面推，回到学校时，太阳早已不见了踪影。
对于那些性急或者时间比较紧的顾客，煤球厂备有一套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办法：直接出售没有加工的散煤。不过，煤票只能按七折供应，也就是说，一百斤煤票只能买到七十斤散煤，因为他们必须把本应掺在里面的泥土和水的份量计算在内。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遇到课调不开，只能挪出半天时间的时候... -->>
王加林提前下班回到家里，开始动手做晚饭。
双职工家庭，又请不起保姆，家务活往往成为一个让人纠结的难题。自结婚以来——准确地讲，是从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以来，加林和红梅就时不时为做家务扯皮，产生一些磕磕碰碰的小矛盾。
道理很简单：你上班，我也在上班，你下班后想休息，我同样想放松，而菜必须买、饭必须做、场必须清、地必须拖、衣服必须洗、家具必须抹、孩子必须带……诸如此类的家务活，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夫妻多么恩爱，感情多么融洽，也没有哪一方愿意把所有的家务都包揽下来。
最初因为是“吃大锅饭”，偷懒和攀比的心理在作怪，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比较多。于是，他们借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对主要的家务活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加林买菜做饭，红梅洗衣洗碗，加林拖地，红梅清场，等等。至于不在分工范围内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事情，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理论的威力和效果得以充分体现。
心情好的时候，他们还探讨过做家务与家庭和睦之间的关系。
王加林认为，要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家务事就不能不干。如果夫妻俩都横草不拿、直草不拈，都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弄来？缝补浆洗照料孩子由谁来干？所以，干家务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主动干家务事就是“顾家”的表现。家务事总量基本固定，家里又只有夫妻二人，一个人不做，另一个人就得做；一个人多做一件，另一个人就可以少做一件。——这种朴素的思维当中，包含着夫妻恩爱、相互体贴的内涵。
方红梅说，不能把做家务看成一种负担，应该作为工作后的一种调节，当作八小时以外的一种消遣。因为做家务事本身就是对生活进行的一种整理和充实，只要消除了心理障碍，从中还能体验到很多乐趣。比方，早晨起床后，当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音响里传出的悠扬乐曲声中，把揉作一团的被子叠成规则的“豆腐块”，把皱巴巴的床单拉平、刷净，铺上漂亮的床罩，摆好被子和枕头，再喷上一些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此时，你抱起双臂，环视房间，是不是会感到赏心悦目？酒足饭饱之后，把餐桌上狼藉一片的杯盘碗筷集中到水池里洗净，分门别类摆进碗橱，把残羹剩汁连同菜渣一起倒进垃圾桶。桌面抹得铮亮如镜，地面拖得一尘不染，厨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此时，你擦一把额上的汗珠，用香皂洗净双手，解下围裙，心里是否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
“变零乱为整洁，变杂乱无章为条理清晰，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但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却是一种享受和快乐。”王加林这样总结道。
基于这种乐观的心态和比较高的思想境界，困守牌坊中学的日子，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把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王加林去孝感工作，夫妻分居两地，他们二人简直堪称“模范夫妻”。
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红梅都会带着女儿王彤去花园火车站去接加林。一见到加林走出车站，母女俩就兴奋地跑过去，抢过加林带回的东西，拉着加林的手，亲亲热热地拥着他回家。
路上，两位女同胞争着向加林讲述一周所遇到的趣闻轶事，饶有兴致地向加林问这问那，嘴巴一刻也不闲着。
回到家里，红梅就端出早已炖好的排骨汤、蹄子汤或者鸡汤，逼着加林喝下一碗。有时，还备有好酒和满桌子下酒的好菜。
团聚的日子，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加林考虑到红梅一周来又是工作又是孩子又是家务，肯定累得够呛，便主动找家务活干，尽量多承担一些，让老婆轻松轻松。红梅又觉得一周就那么两天相聚的时间，希望加林陪她逛商店、看电影、打扑克、玩电子游戏机，或者聊天，说说话儿。
在一起的时间总是显得不够用，暮色降临时，两人都恨不得把太阳从西山后面拽上来。
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加林得赶火车去孝感上班了。每次分手时，红梅总是恋恋不舍，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他们互道珍重，互祝新的一周幸福和快乐。最后，总少不了说一声：“周末再见！”
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一直温暖着王加林。
可是，最近这一年多来，自王加林从孝感调回花园镇之后，两口子之间的矛盾突然增多了，罪魁祸首居然还是老生常谈的做家务事！
红梅老师觉得自己承担的家务事太多了，责备加林不为她分担。她说一起上班的女老师都比她享福，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夫妻团聚了还不如分居两地时舒服，连麻将都没以前打得多。
红梅老师是从同类比较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攀比往往容易让女人丧失理智。比方，她特别羡慕那些得到老公鼎力支持的女牌友，羡慕她们的老公主动为她们找人凑摊子，出手大方地给钱她们打麻将，甚至把饭菜送到麻将桌上，递到她们的手里。
一次又一次，听着这样的奚落和唠叨，加林就感到特别窝火。他觉得老婆完全是无理取闹，觉得红梅完全变了，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凭心而论，加林并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更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在外人眼里，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模范丈夫。勤劳，顾家，心细，这些在银行大院里都是出了名的。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或者周末不上班的日子，他总是尽量找事干，找活儿做，很少闲着。再说，而今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家务事不知要少多少，生活不知要方便多少，毕竟孩子已经长大，毕竟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就拿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首当其冲的“柴”来说吧，今昔对照，就要省下好多事情。
在牌坊中学他们一直烧煤。每次做饭都得淘神费力地生炉子。用斧子把平日搜集到的废弃的桌椅板凳和捡回来的枯树枝剁成寸把长的小木片，拿旧书旧报纸引火，木柴在炉膛里燃烧起来之后，用火钳一个一个地把煤球往里面夹，煤球填满炉膛之后，再摇着蒲扇对着炉子的进风口不停地扇风。烟雾袅绕，熏得人眼泪直流。有风的时候，加林老师就把炉子提到操场边的走道上，让进风口对着风来的方向，省去人工摇扇子的麻烦。
阳光明媚的正午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在开阔的黄土操场旁边，一只半米来高的绿皮煤炉，袅袅地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曾经成为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炉子交给风神之后，并非百事大吉，人还得时不时地去瞅一瞅煤是否点燃。如果煤球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苗，说明成功了。要是煤球依然是黑的，或者身上仅有微弱的红光，那就得从头再来。因为煤球掺土太多，加上煤炭品质不是很好，生炉子中途熄火是常有的事情，加林已经习以为常。大不了多费点儿柴禾和纸张，多花点儿时间，这算个屁呀！真正考验加林的，或者说经常让他犯愁的，是买煤。
他们最初买的都是“黑市”煤。因为加林和红梅两个人的户口都在学校的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所以享受不到每月定额的燃煤供应指标。
领取结婚证之后，他们拿着学校的集体户口本去花园镇派出所申请单独立户。可是，因为户籍所在地是“关王村牌坊中学”，不属于城镇居民，还是没有燃煤供应。愁眉不展之时，是好心的女校长关玉荣主动出面，找在花园镇派出所工作的老同学帮忙，把加林和红梅的户籍所在地改为“花园镇中山街”，他们这才领到了一本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炭供应。指标“当季有效，过期作废”，因此每个季度他们必须去花园镇煤炭公司买一次煤。
一季度的煤是四百二十斤，自行车是无能为力的。每次准备买煤时，首先得关注天气预报，确认有晴好天气之后，再去关王村的农家借平板车。通常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天把平板车借好，停在学校里，确保次日天蒙蒙亮时能够出发动身。从牌坊中学前往花园镇，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话，可以抄近道走那些尺把来宽的田间小路，但拖平板车就必须绕道花园铁路技校，到官塘附近并入孝花公路，经过京广铁路线花园北道口，再才能进入花园镇中心，有七八里路的样子。
煤炭公司只有一个煤球厂，早上八点开门营业，但为了顺利地买到煤，必须提前去排队。加林和红梅（有时是加林和他的小舅子敬武）一般是五点钟从牌坊中学出发，拖着空板车到达煤球厂时，六点半左右。煤球厂的大门自然是锁着的，但门口的板车、手推车、三轮车已经排成了长龙。一看到那阵式，他们就特别灰心，有时真想打道回府，改日再来，但回去又得重新走那么远的路，又得去找其他老师换课，又得去还板车借板车，还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天气。
横下一条心，等吧！
煤球厂有两部蜂窝煤机，进入厂区后，买煤的人会自动地排成两列。当然，也有遇到一部机器出现故障、罢工停摆的时候，两列队伍又会重新并成一列。为了抢占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遇有不守规矩的人插队，就会发生争吵、对骂，相互推来搡去，甚至大打出手，搞得头破血流。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属于遵纪守法、遵规守矩的好公民，他们总是老老实实地排队。往前面看了看，似乎也井然有序，只是队列挪动的速度相当慢，每辆车主买煤的数量都特别大。原来，前面排队的人手里往往拿着好几家人的煤票，一个人排队，买好几家的煤。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就到了中午十二点，煤球厂要下班了。蜂窝煤机的轰鸣声停了下来，没买到煤的人被赶出厂区，被吆喝到大门口重新排队。
可以想见，此时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家是不可能的，想回去吃了饭再来，这一天绝对不可能买到煤。他们只能顶着烈日再熬两个小时，等下午两点钟煤球厂重新开门。于是，加林继续排队，红梅去买馒头、花卷或者包子来充饥。正常情况下，下午是能够买到煤的。当然，如果遇到蜂窝煤机出故障等特殊情况，又另当别论。买到煤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一人如老牛般地在前面拖，一人跟在后面推，回到学校时，太阳早已不见了踪影。
对于那些性急或者时间比较紧的顾客，煤球厂备有一套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办法：直接出售没有加工的散煤。不过，煤票只能按七折供应，也就是说，一百斤煤票只能买到七十斤散煤，因为他们必须把本应掺在里面的泥土和水的份量计算在内。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遇到课调不开，只能挪出半天时间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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