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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通知王加林担任初三年级的语文课程,兼任初三(1)班的班主任。
到得这个消息,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初到牌坊中学时,学校领导还是比较器重他的,让他教初一(1)班的语文,担任班主任,还兼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加林雄心勃勃,曾幻想着从初一年级带起,通过三年的努力,送一届象样儿的毕业生。
第一年他干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
第二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加林的班主任被拿掉了。虽然仍然教初二(1)班的语文,但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动,如同当头一盆凉水浇灭了热情的火焰。他按部就班地备课、上课、改作业,得过且过,放任自流地混了一年。初二(1)班的管理大不如从前,加林精心调教的这个班,被另外一个老师带得混乱不堪。
如今,这个乱摊子又要交到他的手里。他能没有情绪么?还有一点让他特别想不通:既然准备让他教初三毕业班,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为什么又不安排我给学生补课呢?害得老子在学校无事可做,往武汉跑,把手表也弄丢了。
赚补课费的好处让别人得了,现在又把工作的重担交给他。加林觉得学校领导有点儿欺负人。他在心里骂罗成福,骂丁伯华,甚至连老实巴交的教导主任宁均富也不放过。
做事太差火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太不尊重教师了,太不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成一回事了。难怪学校的年青教师对你们一肚子意见!有本事,你们就接受赵乾坤提出的挑战,让中老年教师与年青教师比试比试。
骂归骂,闹情绪归闹情绪,加林却不能因此就抵制学校领导做出的决定。身在职场,有时就得如同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你不想端这个饭碗了。更何况,他也确实想教毕业班。
在中学教书,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要想引人注目,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到毕业班去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如果你连毕业班都没有带过,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尽管非毕业班也很重要,但“教学成果”毕竟到高考或者中考时才能够体现出来。
荣耀是属于毕业班教师的。这正于建房子一样,每一个人都知道打墙基很重要,但墙基是埋在地下的,大家看不见摸不着。评价房子修得好不好,最终还是看地面上暴露出来的那部分。
中国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升学率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素质教育听起来很美好,但“素质”这个东西正于埋在地下的墙基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而且评价的标准也不一致,孰高孰低说不清楚,还是看升学率比较简单和直观。
邓小平不是也认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么?所以,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带毕业班。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能知道。
初三(1)班眼下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加林还是有信心带好。毕竟,他一直是这个班的任课教师,对学生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当这个班主任的,而且认为学校的安排恰逢其时。明年有了孩子,麻烦事就更多了,时间和精力顾不过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毕业班教师的收入比较高。这并不是说,教毕业班就能够涨工资,学校没有这大的权力。
普通中小学属于社会公益型的事业单位,工资基金是由国家包起来的,实行的是统一工资制度。工资是涨是降,只有财政部门说话才能算数。影响教师工资高低的因素,主要是专业技术职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称。一个教师的水平、能力、责任和贡献是通过职称来体现的,因此,职称高拿的工资就多,职称低拿的工资则少。——这跟是不是教毕业班没有多大关系。
说毕业班教师收入高,是因为他们享有更多得到“外快”的机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假期补课以外,还有周末补课,同样对教师有比较大的诱惑力。这是一年上头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
方红梅身怀六甲,需要补充营养。明年孩子出世,家里的经济负担会更重。增加收入是当务之急,是加林回避不了的物质需求。
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拒绝学校领导的安排。
就这样,刚满20岁的王加林开始担任初三(1)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成为牌坊中学有史以来最年青的“把关教师”。
初生牛犊不怕虎。加林雄心勃勃,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看我的吧!虽说初三(1)班底子弱,眼下看起来很乱,但一年之后,决不会比初三(2)班差!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就不信战胜不了关玉荣!
关玉荣是初三(2)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是加林直接的竞争对手。这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女人,教书的时间正好与王加林的年龄一样长。从牌坊中学诞生之日起,她就一直在这所学校里。
关玉荣家住牌坊中学附近的关王村。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从结婚成家到儿女成群,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连栖身的房屋都没有改变。
父母一生只生育了她这么一个宝贝丫头。视若掌上明珠地把她拉扯大,送她上学读书。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考上孝天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回家乡花园镇教书。
到了该出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经媒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老苏。因为是独女,她坐堂招亲,让老苏成上关家的上门女婿。
虽说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尤其当别人羡慕她不用处理恼人的婆媳关系时,她的脸上常常露出满足和骄傲的笑容。
老苏在花园化工厂工作,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早出晚归。入赘之后,他很快就把玉荣的家当成他自己的家,把玉荣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照顾老人比关玉荣还要细心。
他主动提出,将来无论生儿生女,都姓关,保证关家香火不断。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对老苏肃然起敬。后来,他们接连生下一女两男三个小孩,无一例外都加入了关氏宗族。
关玉荣在花园镇好几所中小学工作过。武汉铁路局“五七干校”改为牌坊中学后,她就固定在这所学校了。主要还是因为这里临近关王村,照顾家里比较方便。
教书是凭良心的工作。马虎一点儿,得过且过,就会觉得无所事事,而认真负责起来,则会发现事情总也做不完。
关玉荣属于后一类教师。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已经够她忙的了,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她去做。不过,她还是经常找学生谈心,去学生家里走访,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得细致入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五花八门的荣誉和奖励纷至沓来: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三八红旗手、五好家庭……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家里的两面墙,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装满了一大口木箱。
二十岁出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关玉荣事业上的成功,是在她同时作为贤妻良母和孝顺女儿的基础上取得的。没有因为工作而放弃家庭,也没有因为家庭而影响工作,真正做到了两者兼顾,家庭事业“双丰收”。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玉荣她爸就因病去世。耕种两亩责任田的责任,义不容辞在落到了关玉荣夫妇的肩上。因为两人都有工作,只能起早贪黑,挤时间去地里干活。
三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虽说生活上有玉荣她妈照料,但学习上的事情,也得他们夫妻俩操心。
早晨上班时,关玉荣总是肩上挑着水桶,手里拎着锄头、铁锨或者镰刀之类的农具出门。因为她家的责任田离牌坊中学比较近,她就利用课余休息时间去地里干活儿。下午放学时,再在学校大门口的部队抽水房水管处,接两桶自来水挑回家。
班上了,农活干了,吃水也挑了。——每天她都能够把这三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回家之后,玉荣她妈通常会把晚饭做好。不过,吃完饭之后,玉荣还是得洗碗、清场、洗衣、喂猪……所有的家务忙完之后,再来辅导孩子们的学习,检查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
眼见玉荣这么辛苦,丈夫老苏煞是心疼。他提议把家里的责任田退给村里,不种田了。老苏说,家里就妈一个农业户口,供应的粮食又不是不够吃,何必种那两亩责任田呢?
玉荣也感觉长此以往自己吃不消,比较认同丈夫的观点,可又担心她妈不同意。
果不其然,玉荣她妈听说要退责任田,立马在家里骂开了:“才种了几天田,就不想干了!我和你爸与黄土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叫过苦叫过累。莫忘了本!现成的田地不要,掏钱去买粮食吃,合算么?你们不种田,我去种。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值几个钱!”
玉荣她妈一骂,两个人再也不敢提退责任田的话了。
后来,玉荣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她妈这才慌了,又赶紧主动提出,把责任田退给村里。
老苏还是小苏的时候,工作就比较努力,进步也比较明显。从普通工人到小组长,从小组长到车间主任,从车间主任到如今的副厂长。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如同芝麻开花,节节攀升。
升任车间主任时,化工厂给老苏在花园镇分配了一套住房。
拿到住房钥匙后,他提出把家从关王村搬到花园镇,这样几个孩子就能够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上学读书了。——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毕竟比民办学校要高得多。
关玉荣自然比较高兴,但还是担心说服不了她妈。
玉荣她妈已经七十多岁了,年逾古稀的老人家是否愿意离开故土?是否愿意告别熟悉的乡亲和环境,到陌生的花园镇生活?
夫妻俩私下里商量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勇气在玉荣她妈面前提搬家。
直到一个学期结束,放暑假了,即将开始新学年报名的时候,玉荣这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对她妈道出了他们夫妻俩商量的意见。
“要搬你们搬!我一个人住在关王村。”玉荣她妈满脸不高兴。
这怎么可能?老人家肯定得和他们一起生活呀!玉荣和丈夫老苏面面相觑。
玉荣她妈在家里向来说一不二,拥有绝对的权威。此时,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她的意思:“搬家的事,等我死了你们再考虑。”
得!这事完全没有了商量的余地。花园镇的房子只能空起来,供老苏中午休息,以及偶尔加班时使用。
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和严加管教,关玉荣一直恪守勤俭持家、厉行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进入豆寇年华时,她也曾想过穿颜色鲜艳、样式新潮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儿,但她妈总是教训道:
“花花朵朵的媳妇,破破烂烂的姑娘。莫穿得妖里妖气的,去招人惹眼!”
无奈,玉荣添置的衣服,只能是蓝的、黑的、褐的、灰的,白衬衣都很少穿,样式也是最普通、最大众化的。别说奇装异服,她连裙子都没有穿过。一年四季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灰不溜秋的。
有了小孩之后,玉荣把这种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传承到了自己的下一辈儿身上。
三个孩子穿的衣服,多半是玉荣和玉荣她妈自己织布,或者从供销社买回廉价的布料,找裁缝做的。毛衣则是玉荣用毛线织的。鞋子呢?是玉荣一针一线纳鞋底,用布头邦鞋面,然后缝合在一起,拼凑而成的。
只要是自己能够在家里做,决不花冤枉钱去买。——这就是关玉荣在料理孩子们穿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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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通知王加林担任初三年级的语文课程,兼任初三(1)班的班主任。
到得这个消息,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初到牌坊中学时,学校领导还是比较器重他的,让他教初一(1)班的语文,担任班主任,还兼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加林雄心勃勃,曾幻想着从初一年级带起,通过三年的努力,送一届象样儿的毕业生。
第一年他干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
第二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加林的班主任被拿掉了。虽然仍然教初二(1)班的语文,但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动,如同当头一盆凉水浇灭了热情的火焰。他按部就班地备课、上课、改作业,得过且过,放任自流地混了一年。初二(1)班的管理大不如从前,加林精心调教的这个班,被另外一个老师带得混乱不堪。
如今,这个乱摊子又要交到他的手里。他能没有情绪么?还有一点让他特别想不通:既然准备让他教初三毕业班,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为什么又不安排我给学生补课呢?害得老子在学校无事可做,往武汉跑,把手表也弄丢了。
赚补课费的好处让别人得了,现在又把工作的重担交给他。加林觉得学校领导有点儿欺负人。他在心里骂罗成福,骂丁伯华,甚至连老实巴交的教导主任宁均富也不放过。
做事太差火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太不尊重教师了,太不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成一回事了。难怪学校的年青教师对你们一肚子意见!有本事,你们就接受赵乾坤提出的挑战,让中老年教师与年青教师比试比试。
骂归骂,闹情绪归闹情绪,加林却不能因此就抵制学校领导做出的决定。身在职场,有时就得如同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你不想端这个饭碗了。更何况,他也确实想教毕业班。
在中学教书,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要想引人注目,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到毕业班去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如果你连毕业班都没有带过,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尽管非毕业班也很重要,但“教学成果”毕竟到高考或者中考时才能够体现出来。
荣耀是属于毕业班教师的。这正于建房子一样,每一个人都知道打墙基很重要,但墙基是埋在地下的,大家看不见摸不着。评价房子修得好不好,最终还是看地面上暴露出来的那部分。
中国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升学率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素质教育听起来很美好,但“素质”这个东西正于埋在地下的墙基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而且评价的标准也不一致,孰高孰低说不清楚,还是看升学率比较简单和直观。
邓小平不是也认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么?所以,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带毕业班。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能知道。
初三(1)班眼下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加林还是有信心带好。毕竟,他一直是这个班的任课教师,对学生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当这个班主任的,而且认为学校的安排恰逢其时。明年有了孩子,麻烦事就更多了,时间和精力顾不过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毕业班教师的收入比较高。这并不是说,教毕业班就能够涨工资,学校没有这大的权力。
普通中小学属于社会公益型的事业单位,工资基金是由国家包起来的,实行的是统一工资制度。工资是涨是降,只有财政部门说话才能算数。影响教师工资高低的因素,主要是专业技术职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称。一个教师的水平、能力、责任和贡献是通过职称来体现的,因此,职称高拿的工资就多,职称低拿的工资则少。——这跟是不是教毕业班没有多大关系。
说毕业班教师收入高,是因为他们享有更多得到“外快”的机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假期补课以外,还有周末补课,同样对教师有比较大的诱惑力。这是一年上头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
方红梅身怀六甲,需要补充营养。明年孩子出世,家里的经济负担会更重。增加收入是当务之急,是加林回避不了的物质需求。
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拒绝学校领导的安排。
就这样,刚满20岁的王加林开始担任初三(1)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成为牌坊中学有史以来最年青的“把关教师”。
初生牛犊不怕虎。加林雄心勃勃,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看我的吧!虽说初三(1)班底子弱,眼下看起来很乱,但一年之后,决不会比初三(2)班差!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就不信战胜不了关玉荣!
关玉荣是初三(2)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是加林直接的竞争对手。这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女人,教书的时间正好与王加林的年龄一样长。从牌坊中学诞生之日起,她就一直在这所学校里。
关玉荣家住牌坊中学附近的关王村。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从结婚成家到儿女成群,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连栖身的房屋都没有改变。
父母一生只生育了她这么一个宝贝丫头。视若掌上明珠地把她拉扯大,送她上学读书。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考上孝天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回家乡花园镇教书。
到了该出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经媒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老苏。因为是独女,她坐堂招亲,让老苏成上关家的上门女婿。
虽说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尤其当别人羡慕她不用处理恼人的婆媳关系时,她的脸上常常露出满足和骄傲的笑容。
老苏在花园化工厂工作,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早出晚归。入赘之后,他很快就把玉荣的家当成他自己的家,把玉荣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照顾老人比关玉荣还要细心。
他主动提出,将来无论生儿生女,都姓关,保证关家香火不断。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对老苏肃然起敬。后来,他们接连生下一女两男三个小孩,无一例外都加入了关氏宗族。
关玉荣在花园镇好几所中小学工作过。武汉铁路局“五七干校”改为牌坊中学后,她就固定在这所学校了。主要还是因为这里临近关王村,照顾家里比较方便。
教书是凭良心的工作。马虎一点儿,得过且过,就会觉得无所事事,而认真负责起来,则会发现事情总也做不完。
关玉荣属于后一类教师。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已经够她忙的了,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她去做。不过,她还是经常找学生谈心,去学生家里走访,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得细致入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五花八门的荣誉和奖励纷至沓来: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三八红旗手、五好家庭……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家里的两面墙,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装满了一大口木箱。
二十岁出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关玉荣事业上的成功,是在她同时作为贤妻良母和孝顺女儿的基础上取得的。没有因为工作而放弃家庭,也没有因为家庭而影响工作,真正做到了两者兼顾,家庭事业“双丰收”。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玉荣她爸就因病去世。耕种两亩责任田的责任,义不容辞在落到了关玉荣夫妇的肩上。因为两人都有工作,只能起早贪黑,挤时间去地里干活。
三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虽说生活上有玉荣她妈照料,但学习上的事情,也得他们夫妻俩操心。
早晨上班时,关玉荣总是肩上挑着水桶,手里拎着锄头、铁锨或者镰刀之类的农具出门。因为她家的责任田离牌坊中学比较近,她就利用课余休息时间去地里干活儿。下午放学时,再在学校大门口的部队抽水房水管处,接两桶自来水挑回家。
班上了,农活干了,吃水也挑了。——每天她都能够把这三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回家之后,玉荣她妈通常会把晚饭做好。不过,吃完饭之后,玉荣还是得洗碗、清场、洗衣、喂猪……所有的家务忙完之后,再来辅导孩子们的学习,检查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
眼见玉荣这么辛苦,丈夫老苏煞是心疼。他提议把家里的责任田退给村里,不种田了。老苏说,家里就妈一个农业户口,供应的粮食又不是不够吃,何必种那两亩责任田呢?
玉荣也感觉长此以往自己吃不消,比较认同丈夫的观点,可又担心她妈不同意。
果不其然,玉荣她妈听说要退责任田,立马在家里骂开了:“才种了几天田,就不想干了!我和你爸与黄土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叫过苦叫过累。莫忘了本!现成的田地不要,掏钱去买粮食吃,合算么?你们不种田,我去种。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值几个钱!”
玉荣她妈一骂,两个人再也不敢提退责任田的话了。
后来,玉荣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她妈这才慌了,又赶紧主动提出,把责任田退给村里。
老苏还是小苏的时候,工作就比较努力,进步也比较明显。从普通工人到小组长,从小组长到车间主任,从车间主任到如今的副厂长。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如同芝麻开花,节节攀升。
升任车间主任时,化工厂给老苏在花园镇分配了一套住房。
拿到住房钥匙后,他提出把家从关王村搬到花园镇,这样几个孩子就能够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上学读书了。——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毕竟比民办学校要高得多。
关玉荣自然比较高兴,但还是担心说服不了她妈。
玉荣她妈已经七十多岁了,年逾古稀的老人家是否愿意离开故土?是否愿意告别熟悉的乡亲和环境,到陌生的花园镇生活?
夫妻俩私下里商量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勇气在玉荣她妈面前提搬家。
直到一个学期结束,放暑假了,即将开始新学年报名的时候,玉荣这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对她妈道出了他们夫妻俩商量的意见。
“要搬你们搬!我一个人住在关王村。”玉荣她妈满脸不高兴。
这怎么可能?老人家肯定得和他们一起生活呀!玉荣和丈夫老苏面面相觑。
玉荣她妈在家里向来说一不二,拥有绝对的权威。此时,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她的意思:“搬家的事,等我死了你们再考虑。”
得!这事完全没有了商量的余地。花园镇的房子只能空起来,供老苏中午休息,以及偶尔加班时使用。
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和严加管教,关玉荣一直恪守勤俭持家、厉行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进入豆寇年华时,她也曾想过穿颜色鲜艳、样式新潮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儿,但她妈总是教训道:
“花花朵朵的媳妇,破破烂烂的姑娘。莫穿得妖里妖气的,去招人惹眼!”
无奈,玉荣添置的衣服,只能是蓝的、黑的、褐的、灰的,白衬衣都很少穿,样式也是最普通、最大众化的。别说奇装异服,她连裙子都没有穿过。一年四季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灰不溜秋的。
有了小孩之后,玉荣把这种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传承到了自己的下一辈儿身上。
三个孩子穿的衣服,多半是玉荣和玉荣她妈自己织布,或者从供销社买回廉价的布料,找裁缝做的。毛衣则是玉荣用毛线织的。鞋子呢?是玉荣一针一线纳鞋底,用布头邦鞋面,然后缝合在一起,拼凑而成的。
只要是自己能够在家里做,决不花冤枉钱去买。——这就是关玉荣在料理孩子们穿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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