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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应道。
谭熙鸿好奇问：“周先生，你做这个问卷调查，有什么作用吗？”
周赫煊解释道：“《大公报》准备做一个深度系列报道，讨论国民的受教育权。这个问卷调查，就是收集老百姓对此的观点。”
“哦，明白，”谭熙鸿赞道，“这就跟做科学实验一样，需要收集分析数据，想不到办报纸也有如此讲究。”
周赫煊说：“一拍脑袋写出来的新闻，难免脱离实际情况。我们《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个不盲既要不盲从流俗，也要不盲目报道。”
谭熙鸿肯定道：“这也是搞科学的态度。”
两人没走几步，周赫煊便找到个小贩说：“你好，我是《大公报》的问卷调查员。”
“嘛呢？”小贩一脸懵逼。
周赫煊详细说：“城北的希望小学里面，有个学生的父亲是杀人犯，母亲是娼妓，其他学生家长反对他读书，要求开除。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小贩说：“当然要开除啊！”
“为什么？”周赫煊一边纪录一边问。
小贩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杀人犯的儿子更不能读书，以后当坏人会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问：“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你认为这个学生有读书的权利吗？”
小贩理所当然道：“还读啥书？老爹是杀人犯，老娘是娼妇，这种人长大也肯定不是好东西，早点死了省事儿。”
“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周赫煊说，“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有没有读过书？”
小贩笑道：“我叫李全，32岁，卖糖堆儿的，不识字儿。”
周赫煊又陆陆续续问了七八个人，甚至连印度籍巡捕都调查了，得到的回答惊人一致：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不该读书！
谭熙鸿目睹了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一个戴眼镜的，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了，进步的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的机会。”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的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的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的配合，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一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的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的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熙鸿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给忘了，叹气说：“国人的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种。
做为几十年后的现代人，你很难想象民国初年那种蒙昧，罪犯的儿子不配受教育，居然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
纷纷应道。
谭熙鸿好奇问：“周先生，你做这个问卷调查，有什么作用吗？”
周赫煊解释道：“《大公报》准备做一个深度系列报道，讨论国民的受教育权。这个问卷调查，就是收集老百姓对此的观点。”
“哦，明白，”谭熙鸿赞道，“这就跟做科学实验一样，需要收集分析数据，想不到办报纸也有如此讲究。”
周赫煊说：“一拍脑袋写出来的新闻，难免脱离实际情况。我们《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个不盲既要不盲从流俗，也要不盲目报道。”
谭熙鸿肯定道：“这也是搞科学的态度。”
两人没走几步，周赫煊便找到个小贩说：“你好，我是《大公报》的问卷调查员。”
“嘛呢？”小贩一脸懵逼。
周赫煊详细说：“城北的希望小学里面，有个学生的父亲是杀人犯，母亲是娼妓，其他学生家长反对他读书，要求开除。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小贩说：“当然要开除啊！”
“为什么？”周赫煊一边纪录一边问。
小贩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杀人犯的儿子更不能读书，以后当坏人会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问：“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你认为这个学生有读书的权利吗？”
小贩理所当然道：“还读啥书？老爹是杀人犯，老娘是娼妇，这种人长大也肯定不是好东西，早点死了省事儿。”
“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周赫煊说，“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有没有读过书？”
小贩笑道：“我叫李全，32岁，卖糖堆儿的，不识字儿。”
周赫煊又陆陆续续问了七八个人，甚至连印度籍巡捕都调查了，得到的回答惊人一致：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不该读书！
谭熙鸿目睹了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一个戴眼镜的，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了，进步的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的机会。”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的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的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的配合，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一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的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的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熙鸿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给忘了，叹气说：“国人的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种。
做为几十年后的现代人，你很难想象民国初年那种蒙昧，罪犯的儿子不配受教育，居然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