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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档是：“我所认识的沈校长。”在我的印象中，沈校长是个“千面佛”似的人物。按说，一个从五棵树中学初来农场中学坐上一把校长“交椅”，没两把刷子是很难驾驭一帮“教书匠”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沈校长还真就凭着自身的“拳脚功夫”很快就把一群“坐地虎”收拾得板板整整。在此立威过程中，沈校长主要得益于本身具备四个优势：
其一是，“雷人的社会背景”。那年月谁人不羡慕身后有门好亲戚给“罩着点”。在这方面沈校长还没踏进农场中学校门，其“大舅哥”是镇赉县政府某副县长的消息早就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张家园子农场。其不知，这可是相当管用的“一招儿”，它犹如“下马威”早就把一帮教书先生震得“鸭雀无声”了。每位老师似乎都不约而同地生出同一认知：这新来的沈校长可绝非等闲之辈。
此时，业务精湛的苗德森校长已调去四方坨子劳改总队，农场中学又恰值“群龙无首”，急需调入一位思想过硬和教学业务拿得起放得下的领军人物担此重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恩荣才被镇赉县政府高层领导在多位待选人中，确定为出任国营镇赉东方红农场中学校长的首选之人。
其二是，“出类拔萃的政治业务素质”。究竟是“宝马良驹”还是“跛蹄驽马”只须拉出一蹓便知。还别说，走马上任的沈校长不仅光有“大腹便便”的校长派头，而且也的确熟络教学管理业务，尤对文理基础学科均烂熟于心。此外，该人的政治素质及带班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也不差，是位绝对称职的中学校长。
其三是，具有出色的“笔头功夫”和“不凡的口语表达能力”。沈校长还有另外“两手好活儿”，即写得一手“好字”和有一只能把“死者说成活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他写出的“硬笔书法”颇有宋朝宋徽宗“瘦金书”的遗风，洒脱飘逸且不乏遒劲圆润之美。
他的口才更是十分了得，论辩问题不仅擅长旁征博引和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而且亦能措辞精当，口吐珠玑。在我的印象中，他要是褒奖某人，能把你捧上天去；他要是贬损你，也同样能把你踩到地缝里。由此可鉴，他在抬举亲信和排除异已方面是绝对能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套权谋之术玩弄得“烂熟于心”的。下面，仅以他在评价我的高中同学崔立敏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前后自相矛盾的表述，即可窥见他“颠倒黑白”和“巧舌如簧”的真面孔。
那是1982年10月中旬的一天，农场邮局突然接到从北京电影学院寄给砖厂崔立敏的一封“挂号信”。当崔立敏赶至邮局当着很多人的面拆开挂号信一看，原来是一份“崔立敏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的《入学通知书》。消息传出后，这件事成了全场的一个“爆炸性新闻”。因崔立敏毕业于农场中学，故自然也就成了令全校师生倍感骄傲的事情。为此，沈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可把崔立敏吹上了天，说什么崔某人在校读书时他就看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等等，使崔立敏一时成了全校学生尊崇的“英雄人物”。
然而，三天过后又忽然传来崔立敏被派出所抓起来的消息。事后方知，那份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是由崔立敏自己伪造从北京给农场寄出的，其目的就是想炒作自己“知名度”。按说事情演变到这一步，沈校长本应低调处理此事，但他为自圆其说竟又一次在教职工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同志们，我们要通过崔立敏伪造北京电影学院《入学通知书》这件事引以为戒，要教育学生知荣耻，守法度，到任何时侯都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崔立敏在校读书时，我就知道他不是个老实人，一旦走上社会肯定要干出违法犯罪的勾当！因为他所缺少的正是恪守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为人之德！”
从沈校长对这件事前后自相矛盾的说辞可以看出他是个嘴大舌长，习惯于滥用是非标准的人。其实在那一时期，他对任何人的“好恶”评判也同样都是带有极强“实用性”和“随意性”的。
其四是，“沈校长在儿女面前是位顶级好父亲”。沈校长跟老伴共育有三女两儿。其实，他费尽心思谋得东方红农场中学校长“美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孩子的求职问题。令全校老师对他万般钦佩的是，为了解决两个女儿考进“以工代干”教师行列，他把“亦公亦私”两手活儿耍得巧妙至极。
1979年10月，当他得知农场计划招考5名“以工代干”教师的消息后，他抓住农场责成他组织语文、数学等相关科目老师出题这一“近水楼台”机遇，使自己的两个智商平平的女儿竟一举在全场几百名在职报考职工中“奇迹般”地考出了第二和第三名的“好成绩”。
待公考成绩一公布，全场上下一片哗然。但因任何人都举不出沈校长涉嫌“舞弊”的证据，故农场最终还是尊重了那次考试结果。于是，她的两个女儿依然理直气壮，唐而皇之地走进了农场“以工代干”教师队伍。由此可见，为了两个女儿的未来他可真敢“以身犯险”，不惜“冒全场之大不韪”的呀！
因两个女儿双双端上了“教师饭碗”，自然水涨船高，自身附加值也随之飚升。此后，大女儿在找对象时自已相中了心仪的中心校某教师，但沈校长因男方徒有其表，没有真才实学故还是“棒打鸳鸯”，楞是拆散了一对有情人，害得大女儿一生没有幸福可言。
本人之所以在事情过去43年后又重提这桩旧事，是因为我就是那次公招5名“以工代干”老师考试成绩被挤到第六名的那个人。若非场党委朱百顺书记提前接到我给党委所上《万言书》，以及高景山副书记在党委会上第一个作出“陈孝章是有些才华之人，应予录用”的表态，那么我这块“金子”就将永远被埋在“瓦砾之中”了。这就是当年那次“公考”不可告人的“残酷内幕”。
说句良心话，此事我在内心深处对沈校长并无一丝恨意。因为他与我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在主观上也绝无害我之意。他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出自于一个父亲“望女成凤”的本能反应，无可厚非。换作是我亦将倾力为之。
必须承认，沈校长是个爱才之人。我能调入中学工作没有他的首肯我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应感激于他。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位称职的好校长、好父亲和一个为农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只是他的两个女儿太不给他争气了，尤其是在1983年我们一批9名在职教师参加全省“带薪进修”统考，却唯独他的两个女儿被双双淘汰出局，让沈校长在整个农场面前丢尽了颜面。
第一档是：“我所认识的沈校长。”在我的印象中，沈校长是个“千面佛”似的人物。按说，一个从五棵树中学初来农场中学坐上一把校长“交椅”，没两把刷子是很难驾驭一帮“教书匠”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沈校长还真就凭着自身的“拳脚功夫”很快就把一群“坐地虎”收拾得板板整整。在此立威过程中，沈校长主要得益于本身具备四个优势：
其一是，“雷人的社会背景”。那年月谁人不羡慕身后有门好亲戚给“罩着点”。在这方面沈校长还没踏进农场中学校门，其“大舅哥”是镇赉县政府某副县长的消息早就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张家园子农场。其不知，这可是相当管用的“一招儿”，它犹如“下马威”早就把一帮教书先生震得“鸭雀无声”了。每位老师似乎都不约而同地生出同一认知：这新来的沈校长可绝非等闲之辈。
此时，业务精湛的苗德森校长已调去四方坨子劳改总队，农场中学又恰值“群龙无首”，急需调入一位思想过硬和教学业务拿得起放得下的领军人物担此重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恩荣才被镇赉县政府高层领导在多位待选人中，确定为出任国营镇赉东方红农场中学校长的首选之人。
其二是，“出类拔萃的政治业务素质”。究竟是“宝马良驹”还是“跛蹄驽马”只须拉出一蹓便知。还别说，走马上任的沈校长不仅光有“大腹便便”的校长派头，而且也的确熟络教学管理业务，尤对文理基础学科均烂熟于心。此外，该人的政治素质及带班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也不差，是位绝对称职的中学校长。
其三是，具有出色的“笔头功夫”和“不凡的口语表达能力”。沈校长还有另外“两手好活儿”，即写得一手“好字”和有一只能把“死者说成活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他写出的“硬笔书法”颇有宋朝宋徽宗“瘦金书”的遗风，洒脱飘逸且不乏遒劲圆润之美。
他的口才更是十分了得，论辩问题不仅擅长旁征博引和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而且亦能措辞精当，口吐珠玑。在我的印象中，他要是褒奖某人，能把你捧上天去；他要是贬损你，也同样能把你踩到地缝里。由此可鉴，他在抬举亲信和排除异已方面是绝对能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套权谋之术玩弄得“烂熟于心”的。下面，仅以他在评价我的高中同学崔立敏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前后自相矛盾的表述，即可窥见他“颠倒黑白”和“巧舌如簧”的真面孔。
那是1982年10月中旬的一天，农场邮局突然接到从北京电影学院寄给砖厂崔立敏的一封“挂号信”。当崔立敏赶至邮局当着很多人的面拆开挂号信一看，原来是一份“崔立敏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的《入学通知书》。消息传出后，这件事成了全场的一个“爆炸性新闻”。因崔立敏毕业于农场中学，故自然也就成了令全校师生倍感骄傲的事情。为此，沈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可把崔立敏吹上了天，说什么崔某人在校读书时他就看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等等，使崔立敏一时成了全校学生尊崇的“英雄人物”。
然而，三天过后又忽然传来崔立敏被派出所抓起来的消息。事后方知，那份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是由崔立敏自己伪造从北京给农场寄出的，其目的就是想炒作自己“知名度”。按说事情演变到这一步，沈校长本应低调处理此事，但他为自圆其说竟又一次在教职工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同志们，我们要通过崔立敏伪造北京电影学院《入学通知书》这件事引以为戒，要教育学生知荣耻，守法度，到任何时侯都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崔立敏在校读书时，我就知道他不是个老实人，一旦走上社会肯定要干出违法犯罪的勾当！因为他所缺少的正是恪守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为人之德！”
从沈校长对这件事前后自相矛盾的说辞可以看出他是个嘴大舌长，习惯于滥用是非标准的人。其实在那一时期，他对任何人的“好恶”评判也同样都是带有极强“实用性”和“随意性”的。
其四是，“沈校长在儿女面前是位顶级好父亲”。沈校长跟老伴共育有三女两儿。其实，他费尽心思谋得东方红农场中学校长“美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孩子的求职问题。令全校老师对他万般钦佩的是，为了解决两个女儿考进“以工代干”教师行列，他把“亦公亦私”两手活儿耍得巧妙至极。
1979年10月，当他得知农场计划招考5名“以工代干”教师的消息后，他抓住农场责成他组织语文、数学等相关科目老师出题这一“近水楼台”机遇，使自己的两个智商平平的女儿竟一举在全场几百名在职报考职工中“奇迹般”地考出了第二和第三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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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两个女儿双双端上了“教师饭碗”，自然水涨船高，自身附加值也随之飚升。此后，大女儿在找对象时自已相中了心仪的中心校某教师，但沈校长因男方徒有其表，没有真才实学故还是“棒打鸳鸯”，楞是拆散了一对有情人，害得大女儿一生没有幸福可言。
本人之所以在事情过去43年后又重提这桩旧事，是因为我就是那次公招5名“以工代干”老师考试成绩被挤到第六名的那个人。若非场党委朱百顺书记提前接到我给党委所上《万言书》，以及高景山副书记在党委会上第一个作出“陈孝章是有些才华之人，应予录用”的表态，那么我这块“金子”就将永远被埋在“瓦砾之中”了。这就是当年那次“公考”不可告人的“残酷内幕”。
说句良心话，此事我在内心深处对沈校长并无一丝恨意。因为他与我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在主观上也绝无害我之意。他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出自于一个父亲“望女成凤”的本能反应，无可厚非。换作是我亦将倾力为之。
必须承认，沈校长是个爱才之人。我能调入中学工作没有他的首肯我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应感激于他。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位称职的好校长、好父亲和一个为农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只是他的两个女儿太不给他争气了，尤其是在1983年我们一批9名在职教师参加全省“带薪进修”统考，却唯独他的两个女儿被双双淘汰出局，让沈校长在整个农场面前丢尽了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