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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学勤先生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想到的
一、对朱学勤先生讲演的一点异议
去年底，南方周末刊载了朱学勤先生关于马嘎尔尼访华与中国加入wto的演讲摘要，文中朱学勤先生纵论了近三百年西方政治思想的脉络，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重新观照了中国今天的加入wto，通篇演讲才华横溢，词锋甚健，不但展现了朱学勤先生深厚的政治思想史功底与扎实的专业知识结构，而且充分体现了朱学勤先生老当益壮、历久弥新的赤诚热情。有些片断仿佛又让人看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激昂文字的朱学勤先生。
我对朱学勤先生的最初了解是在十年前的一期读书上，朱先生在上面发表了启蒙三题，当时我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注意力正日渐升温，看了朱先生的文字自然有一种醍瑚贯顶般的感受，并深深为朱先生的才智折服。再后来就是那本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小册子和朱先生的专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再后来，大约是九五年吧，便是那篇感情真挚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时我的主要精力已经全部转到唐代文化史上，虽然仍是很为朱先生的文字感动，但是兴趣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些淡了。
重新捡起朱学勤先生的文字，算起来还是看了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之后。坦率地讲，当年读了朱先生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心下便对朱先生的一些说法不很以为然，但是当时更多地是感受性的，直到今天，看了这篇讲演摘要，我重新捡起对朱先生一些言论的思索，有些问题才相对清晰起来。
朱先生给我的整体印象是西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这种倾向已表现的相当充分，在这篇演讲里更是一目了然。虽然在演讲结尾处朱先生表达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她（指中国）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呢？”但是从通篇感受上看，朱学勤先生甚至从感情上也是倾向西方的。我所谓的感情是指朱先生演讲中的情绪指向与立足方向，是指一般所谓感情用事的“感情”不是通常所谓感情瓜葛的“感情”尽管如此，对这样一个立足点，我也是不能苟同的。
在我的经验中，人们一般倾向于强调自己主观的客观性，即便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领域内，人们也习惯称自己的判断为科学判断以强调客观性，但是，尽管人们着意回避或根本无视自己的主观上的情感弱点与视角盲点，尽管提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往往羞于提到理智之外对判断的影响，但是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于它的下意识和不自觉，对判断的影响往往要比明晰的理智更为巨大。这是人的主观的多重性导致的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庸俗地讲，这也许是建筑在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对康德关于认识能力的思辨的修正与拓展吧？
马克思就曾一再强调自己的结论是纯粹科学的，决不牵涉道德因素，但是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结果，我们恐怕很难量化。可见要正视人的这一局限性是很困难的，当然要避免这一局限性也许更困难。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从事人文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人的才智也许可以跨越很多具体的前提，但是作为命运一样的前提本身，不是任何才智可以超越的。人类历史上的若干伟大智慧，似乎从空间上超越了预设前提的处境（其实这是难以想象的，所谓超越往往是后来人的附会而已），但是从时间上看，他们终究超越不了“特定历史时期”这个预设前提。
因此，我以为人文研究总是难免要有个立场问题的，有人见了“立场”这样的字眼儿或许会联想到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的革命”之类的提法，为此我有必要作以声明，我所谓的立场，只是一个人理论的立足点，是每个人一偏之见的根据，并不是狭隘的所谓政治立场云云。从这篇演讲摘要的一些环节上，我们可见朱先生的立场是倾向欧化的。
诚然，朱先生是搞政治思想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政治思想尤其薄弱，至少与政治谋略相比，相当薄弱，因此朱先生从知识结构上就难免侧重西方，我想这应该是个主要原因吧？这种学理上的侧重西方的立场本是整个学科状况与个人知识结构的一般结果，在未经过更为充分的整合之前，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朱先生讲演中的一个主要判断的非理性特征告诉我们，朱先生的侧重西方并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其中还有着更为深邃的情感因素。
提出中国的“之”字型道路之前，朱先生就强调指出：“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wto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则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由此开始，朱先生才展开了中国的“之”字历程的说法，因此二百年间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形成的怪圈，以及这个怪圈对中国而言的尴尬与荒谬，正是这篇演讲立论的关键。
朱先生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后面的演讲中，为了进一步突现这个怪圈的荒谬，朱先生提到了被乾隆“圣恩卷隆”地看好的少年斯通的言行作为：“48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
回顾一下朱先生的这个态度，我以为最妙的便是“竟然还是”（见刊头题字）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表现出的极其充分的惊诧足以将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之间风马牛不相及的霄壤之别轻轻抹平，给人一种中国早在二百年前就拒绝了这样难得的贸易机遇的印象，同时也让人觉得“正处于雏形的‘wto’”的提法没有什么不妥。
坦率地讲我对中国晚清史和近代史了解得很少，仅仅比学生时代的革命史内容多一些而已，因此实在没有资格参与这个问题，只是想就大家耳熟目染的一些史实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以为面对历史问题，时间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时间顺序不见得构成必然因果律，但是它往往是我们认清历史真相的关键。朱先生谈到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忽略了两个时间问题，其一就是访华与鸦片贸易的先后顺序；其二就是“wto”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界定。抽取了这两个重要因素实在不足以谈论二百年前的“英中关系”更不足以谈论“wto”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为了尽量避免自己的一偏之见，我们还是看看更为普通也更为平常因此可能也相对更为客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对此是怎么说的：“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量和运输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每箱约合中国一担）。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
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也设有专门的章节，名曰：鸦片，萦怀不忘而从不说出来的东西，文中佩雷菲特是这样说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经理写道：‘我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一件也没有？人们避而不提鸦片这个词。贩卖鸦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1780年以来增加得更为急剧。人们对它念念不忘，但又不说起它。”
上面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早在马噶尔尼访华前十九年，英国对中国大规模输入“作为嗜好品的烟土”的国家行为已经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展起来，而且马噶尔尼来华的时候是很清楚政府的这种行为的。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因为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代表着英国在东方的全部利益，就像佩雷菲特另一番话说的那样：“对英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埃德蒙伯克在1783年时宣布：‘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对公司好的就是对英国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 “wto”的问题“wto”全面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是“gatt”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自然由更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在此我只想强调一下他们产生的背景，看看和当年的马噶尔尼访华有无更为明确的关系。
国际关税和贸易组织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筹建于1946年2月，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哈瓦那宪章"）草案。其重要组成部分“临时适用议定书”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由23个国家签署，并于194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至于世界贸易组织，自然要晚于国际贸易组织，不但如此，而且晚了将近五十年。1993年11月，乌拉圭回合结束前原则上形成了“多边贸易组织协定”在美国代表的提议下，决定将其易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谈判胜利结束。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的gatt部长级会议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各项议题的协定均获得通过，经104个参加方代表签署，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此，世界贸易组织（下称世贸组织）正式成立，1995年与gatt共存一年，1996年1月1日起便独自担当全球经济贸易组织的角色，发挥其积极作用。
澄清了这样两个时间顺序，朱先生也许可以冷静地重新审度一下这个问题了吧？从这些内容看来，马噶尔尼提出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应该和今天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如果当时马噶尔尼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竟然是今天“wto”的雏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当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也可以称为国家行为的贩毒呢？（虽然当时没有贩毒这种说法，就像根本没有“wto”这个名称和这种精神一样）
虽然我也认为仅仅因为是否下跪的事儿羞辱远来使臣，未免荒唐，但是我并不认为殖民扩张时期的英国会当真有什么所谓贸易秩序可言。上面引述的关于鸦片的诸多事实，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以为对当时中国的实际而言，马噶尔尼访华未必便是什么加入“wto”雏形的一次机会。殖民扩张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别于现代——特别是两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掠夺精神是容不得共荣概念的，物竞天择的原则与水天长隔的陌生势必将任何两两关系局限在彼此的敌意中。
今天我们尽可以批判乾隆的狭隘、自大、偏激和无知，以便对现在和以后起到相当的警醒作用，时刻提醒我们开放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是我们尽管批判乾隆就是了，又何必把马噶尔尼的访华捧到不理智的高度上呢？孔子曰“过犹不及”正是想告诫我们不要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为了进一步突出一方的荒谬而毫不节制地认可另一方。我们很难想象，在朱先生的逻辑线索中，一方的荒谬竟能说明另一方的正确。
依情理断之，朱先生作为思维受过充分训练的学者，本不该犯这样幼稚的错误，本不该不清楚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现今的“wto”的显著区别。但是朱先生没有作这方面界定，只是轻描淡写地用“竟然还是”四个字抹去了中国二百年间的民族危机与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当时马噶尔尼访华已经把美好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可是中国人却“给脸不要脸”——原谅我这么说，那个斯通的话似乎就是“给脸不要脸”的意思吧？——居然和送上门的贸易机会“失之交臂”以至于今天还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新争取。这是怎样的蛮横逻辑啊？！是怎样触目惊心的是非观的弱化啊？！乍看起来，这倒有点像一个狭隘自大的英国人在粉饰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甚至也很难想象真正正直的英国人会这样描述那段历史。
我们不仅有学术、有思想，我们也许还应该有基本是非。这个是非当然不是简单的“向中国输入鸦片便是历史罪行”之类的一目了然的简单是非，而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一种坚持实事求是的大勇气、大魄力和大是非。这样的是非说起来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样简单，但是做起来却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要艰难。因为如果做不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很多时候也许是情非得已，但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自欺欺人，也许只是情不自禁而已，并且正因为情不自禁，才令人防不胜防。
我们不妨比较宽容地设想，朱先生表现出的这种简单史实上的混乱，并不是蓄意遮蔽事实，而只是一种记忆与意愿相连的非常态主观惰性，是为了立论方便而作的下意识调整。虽然这种不由自主与下意识对人之认识的危害与困扰要更大一些，但是从感情上也许我们会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每个主观没经过充分锤炼的人，都难免于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这种下意识与不由自主，而朱先生一度在自己的文字中曾表现出过这类倾向，因此，这一番朱先生随口（很多人的演讲都有“随口”的问题）犯下的这个历史判断上的错误，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主观惰性也就不难想象了。
二、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到“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朱学勤先生在各种文字中不只一次地提起过“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似乎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几年来一直在朱先生的思想中挥之不去。在这次讲演中就从两个角度一再提到这个话题：其一是谈到法俄政治传统时，朱先生说：“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其二是谈到英美政治传统时，朱先生道：“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坦率地讲，朱先生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真是不乏诗意，但是用在逻辑表述中究竟指什么却很模糊。从字面和前后文理解，这个“最柔软的地方”似乎应该是类似灵魂或精神上的私藏的一分自由空间云云的东西，是主观上的类似基本权利之类的东西，可朱先生不但没有界定它的范围大小，也没有界定它是否有什么客观规定性。这就难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个暴君“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上，和一个乞丐“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都绝不是一回事儿，面对这类几乎存在于每个具体个人之间的差异时，我们该倾向哪一个人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呢？说到这里，我想人们也一定看得出来，这其实仍然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一个方向问题。
十几年前，朱先生意气风发，笔力强健，似乎人也比现在锋芒一些。我还记得那时朱先生有这样一篇文字，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初见那篇文字。我就被那个震撼人心的题目彻底震撼了，我的一个时期对朱先生的关注可以说是肇端于那篇文字——甚至那个题目的。显然，当时的朱先生没有给他所谓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以足够的重视的。不但如此，那篇文字笔锋之犀利，立意之明确，措辞之严厉，用心之良苦，综合地看，在当时的论坛上是罕见的。
在那篇文字中，朱先生从巴金老人的随想录说起，从当年文化界对胡风的口诛笔伐引申开去，痛陈某些知识分子在那次运动中的不光彩表现，并为那些尊严与人格的失落而深感痛心。行文间，朱先生饱满的热情、深切的关注、明确的是非以及坚定得有些脆弱的道德感与责任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说到关于文革语言发轫于那些知识分子对胡风的攻击，说到人们对当年自己攻击胡风的冷漠健忘与别人迫害自己的耿耿于怀的时候，朱先生更是显得激动而严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感，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冲淡了。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多年后的今天，我复述这些话的时候，犹自被它们深深震撼。这些年来，每每想起朱先生“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这句话来，我都感到心里一阵阵发闷，它成了我一时之间难以超越的一个现实追问。
我们不能否认，那时的朱先生，还是认为面对人的灵魂以及那些“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还不是全无作为的；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太年轻，还不知道怎样尊重“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吧？所以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不够成熟、不够睿智，但却已是足够赤诚。近年来，以我之浅陋了解，尚没有听说朱先生对那些早年文字有什么明确修正，况且，上个世纪末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中，已经开始张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能触碰之旗帜的朱先生还把这篇文字收在集中。所以我以为，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怀念着那种拷问灵魂的勇气与热情吧？而且，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和当年的朱先生一样地赤诚，一样地喜欢做一个问题中人吧？
十年前的论坛一度风起云涌，龙蛇混杂，人们竞相以惊世骇俗之言争舆论中一席之地，自由主义的滥觞更是势如遮天之云，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那样严厉、那样坚决、那样彻底地呼吁“灵魂拷问”的朱先生应该是第一人。因此在我心目中，朱先生堪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今天我这样说，相信大家可以想象，当年我是怎样被朱先生的这种坚定彻底的立场鼓舞着、鞭策着。虽然我看卢梭的忏悔录在接触朱先生之前，虽然我看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似乎还要更早一些，但是真正让我意识到省察自己灵魂的必要，还是朱先生这篇文字。十余年来，虽然一度把朱先生搁置一边，虽然大多数时候我做不到拷问自己因此也羞于拷问别人，但是我还是经常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灵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朱先生的那篇短小的文字启蒙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启蒙了我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但是，我没想到几年后重新见到朱先生的时候，他却在灵魂拷问之上加了一个任谁也碰不得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而且任我翻遍能找到的朱先生的文字，也没有发现对那神秘的一块的明确界定。我想，不止我和朱先生，相信其他智力没有明显障碍的人都不难发现，在“那一块”的碰不得的娇情下，别说拷问无从说起，似乎一般的省察也很难贯彻吧？我们同样不能不承认，朱先生虽然没有公开声明，但他的批判前提已有了明显的转型，这个转型虽然从理论深度和历史意义上难以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理论转型相比，但是从程度重大与方向向背上看，应该远大于后两者。
我能理解一个人随着年增岁长而态度有所调整，比如朱先生就曾引用过克雷孟梭的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并用这句话解释自己与新左派的分歧及对新左派的理解。但是我还是难以面对朱先生的这一转型，我想象这样一种语义含糊的表述是不能用来界定左派与右派之分的，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种提法的弹性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客观限制可言。因此我更倾向于朱先生的这种转型是一种消磨的结果，是朱先生年增岁长导致的世故与软弱所致。
为了寻找朱先生这一转型的线索与脉络，我第二次翻检朱先生的文字。坦率地讲，我是怀着一种近乎悼亡的心情翻检那些文字的，在我心目中，当年那个朱先生已经死在“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中了。字里行间我追想着早年朱先生执笔时的风采，回顾着自己被朱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我的心情越发地沉重。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深刻尖锐、充满着激情与创造性的思想者成为一个什么“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执幡护灵者。这样的疑虑一直困扰着我，折磨着我，也刺激着我。我坚信，在朱先生文字的编年线索中，我应该可以找到这种转型的脉络。
可是我万没想到，最早的明显线索最终竟是在那篇号角般振聋发聩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找到的。当我十余年后重新翻起朱先生那篇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时候，我发现朱先生在那篇赤诚、尖锐的宣言般的文字中，其实也没有触摸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只不过当时朱先生未必明确地知道自己呵护的便是名曰“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东西罢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当年朱先生之文名义上成为“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但是行文之际，朱先生本人却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不言而喻，这一发现实在是已经深深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你一朝发现你一个时期以来某方面的支撑与寄托突然显得像一个“骗局”一样荒谬，你自然会觉得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践踏了，这种体验想来对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而言都不会很陌生。但是我没有时间自怨自怜地沉浸在朱先生客观上给我造成的冲击与伤害之中，我要揭示这个现象，并且尽我所能分析这个现象，以期后来者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会受到我类似的冲击与触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朱先生是怎样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
其文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顾名思义，自然主要应该是说“我们”而“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代词，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也就是说，我们中自然也是有这个“我”存在的，从文章名字上看，这些灵魂需要被拷问的人中，应该包括执笔的朱先生在内，而既然灵魂拷问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一样的东西，并且又是自己首倡的，本着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的考虑，朱先生也应该从自己开始拷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通篇文字除了泛论一下“我们”对具体的“我”却无一字提及，仔细读来，实在让人捉摸不透究竟是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文章之初，朱先生饱含着真切情感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近乎强迫症倾向的对悲剧之壮美悲剧意识之尊严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狂热迷恋，任谁看来都不能怀疑朱先生这段文字的真挚情感的。
朱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流露着更为鲜明的现实关注：“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在“岂止从今日开始”这短短七个字中，朱先生为自己的文字选择了一个坚定牢固的现实立场，那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深深立足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即便显得有些偏激，也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如果这种批判与反思是从自己身上率先展开的，那么他在理论上的说服力与在道义上的感召力将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朱先生文字中有可能与自己发生联系的就只有这几句话，接下来，他便把矛头指向了当年一干人对胡风的批判。从而使全篇文字看起来不像是一次拷问，而更像是一次声讨与揭露。
或许有人会说，朱先生谈论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那时的朱先生还是一个少年，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他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拷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本身其实无非是人的德力、品行、气节在特定背景中的一次考验与提炼，特定的是背景，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却是人的背弃、出卖、沉沦与彼此倾轧。
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个经历着它的人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灵魂被时势拷问，因此，即便后辈如朱先生不去拷问那些灵魂，那些灵魂也将在那个特定背景永远经受着那样的拷问。如果没有那样的背景将人置于那样的境遇中，那些人有的也许比我们更善良；有的也许比我们更软弱；有的也许比我们更正派，而我们在那样的气氛中，在那样的舆论强硬劝导下，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将会怎样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个远比对前人的声讨与揭露更沉重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比声讨与揭露前人的沉沦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躲过去，但关键时刻其实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僵化的割裂的历史掌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只有那些可以为今天的借鉴，可以更好地作为认识今天乃至明天的有力参照的活的历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历史。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坚定的问题中人，一定会赞同这种说法的。因此朱先生的拷问那些“刚陨落不久的文坛巨擘”、“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当时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们的灵魂，应该也是为了更好的激励与弘扬当今乃至未来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捍卫在朱先生看来已经辱没不堪的悲剧尊严。可朱先生行文之际指东打西，脚踢八方，历数前因后果，写尽人心炎凉，将一众人批得体无完肤，却又像打形意拳一样手肘不离前胸方寸，几乎牢牢地护住了自己胸怀之间，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竟是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动，岂不是和自己行文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此我还想着重强调一点，朱先生文中提到的胡风在狱中拒绝揭发周扬的惊人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几乎是那些沉沦面前的永远的明鉴。在那样一种人格面前，每个人都难免要想到自身，想到自己与那种充洒天地豪迈风采的差距。坦率地讲，这些年来，每每想起胡风那个耀眼的态度，我心情都很沉重，有时甚至会很沮丧，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如果在那样的境遇，面对那样的抉择，会不会焕发那样的勇气和力量。这些年来，胡风那个态度一直让我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有可能沉沦的惰性悚然惊惕。如果我是那时的胡风，我会怎样做？！这个简单直接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折磨着我的心志，锤炼着我的良知。
可是从朱先生的文字中，我们并没有看出那件事对他个人的真正触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用胡风的态度相映照，对其他人的彻底的否定：“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句话相当精辟，也相当透彻。“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这句话相当中肯，也相当贴切。可是我发现，在这里面朱先生的“我”丢失了，朱先生只是在评点胡风与那些陷害胡风的人，因此把胡风那种勇气与力量的普遍性抹煞了，那是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他不但让当时那些“违心之论”无地自容，他也将使历史的、现在的乃至于将来的一切“违心之论”无地自容。在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事例面前，朱先生的主观的退避三舍实在是再也没有什么借口好言了。
朱先生想来也应该意识到，巴金老人在随感录中谈到的都是“我”怎样，朱先生的引文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巴金老人追问的是“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不是他们都做了些什... -->>
——由朱学勤先生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想到的
一、对朱学勤先生讲演的一点异议
去年底，南方周末刊载了朱学勤先生关于马嘎尔尼访华与中国加入wto的演讲摘要，文中朱学勤先生纵论了近三百年西方政治思想的脉络，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重新观照了中国今天的加入wto，通篇演讲才华横溢，词锋甚健，不但展现了朱学勤先生深厚的政治思想史功底与扎实的专业知识结构，而且充分体现了朱学勤先生老当益壮、历久弥新的赤诚热情。有些片断仿佛又让人看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激昂文字的朱学勤先生。
我对朱学勤先生的最初了解是在十年前的一期读书上，朱先生在上面发表了启蒙三题，当时我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注意力正日渐升温，看了朱先生的文字自然有一种醍瑚贯顶般的感受，并深深为朱先生的才智折服。再后来就是那本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小册子和朱先生的专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再后来，大约是九五年吧，便是那篇感情真挚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时我的主要精力已经全部转到唐代文化史上，虽然仍是很为朱先生的文字感动，但是兴趣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些淡了。
重新捡起朱学勤先生的文字，算起来还是看了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之后。坦率地讲，当年读了朱先生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心下便对朱先生的一些说法不很以为然，但是当时更多地是感受性的，直到今天，看了这篇讲演摘要，我重新捡起对朱先生一些言论的思索，有些问题才相对清晰起来。
朱先生给我的整体印象是西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这种倾向已表现的相当充分，在这篇演讲里更是一目了然。虽然在演讲结尾处朱先生表达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她（指中国）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呢？”但是从通篇感受上看，朱学勤先生甚至从感情上也是倾向西方的。我所谓的感情是指朱先生演讲中的情绪指向与立足方向，是指一般所谓感情用事的“感情”不是通常所谓感情瓜葛的“感情”尽管如此，对这样一个立足点，我也是不能苟同的。
在我的经验中，人们一般倾向于强调自己主观的客观性，即便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领域内，人们也习惯称自己的判断为科学判断以强调客观性，但是，尽管人们着意回避或根本无视自己的主观上的情感弱点与视角盲点，尽管提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往往羞于提到理智之外对判断的影响，但是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于它的下意识和不自觉，对判断的影响往往要比明晰的理智更为巨大。这是人的主观的多重性导致的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庸俗地讲，这也许是建筑在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对康德关于认识能力的思辨的修正与拓展吧？
马克思就曾一再强调自己的结论是纯粹科学的，决不牵涉道德因素，但是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结果，我们恐怕很难量化。可见要正视人的这一局限性是很困难的，当然要避免这一局限性也许更困难。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从事人文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人的才智也许可以跨越很多具体的前提，但是作为命运一样的前提本身，不是任何才智可以超越的。人类历史上的若干伟大智慧，似乎从空间上超越了预设前提的处境（其实这是难以想象的，所谓超越往往是后来人的附会而已），但是从时间上看，他们终究超越不了“特定历史时期”这个预设前提。
因此，我以为人文研究总是难免要有个立场问题的，有人见了“立场”这样的字眼儿或许会联想到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的革命”之类的提法，为此我有必要作以声明，我所谓的立场，只是一个人理论的立足点，是每个人一偏之见的根据，并不是狭隘的所谓政治立场云云。从这篇演讲摘要的一些环节上，我们可见朱先生的立场是倾向欧化的。
诚然，朱先生是搞政治思想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政治思想尤其薄弱，至少与政治谋略相比，相当薄弱，因此朱先生从知识结构上就难免侧重西方，我想这应该是个主要原因吧？这种学理上的侧重西方的立场本是整个学科状况与个人知识结构的一般结果，在未经过更为充分的整合之前，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朱先生讲演中的一个主要判断的非理性特征告诉我们，朱先生的侧重西方并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其中还有着更为深邃的情感因素。
提出中国的“之”字型道路之前，朱先生就强调指出：“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wto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则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由此开始，朱先生才展开了中国的“之”字历程的说法，因此二百年间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形成的怪圈，以及这个怪圈对中国而言的尴尬与荒谬，正是这篇演讲立论的关键。
朱先生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后面的演讲中，为了进一步突现这个怪圈的荒谬，朱先生提到了被乾隆“圣恩卷隆”地看好的少年斯通的言行作为：“48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
回顾一下朱先生的这个态度，我以为最妙的便是“竟然还是”（见刊头题字）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表现出的极其充分的惊诧足以将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之间风马牛不相及的霄壤之别轻轻抹平，给人一种中国早在二百年前就拒绝了这样难得的贸易机遇的印象，同时也让人觉得“正处于雏形的‘wto’”的提法没有什么不妥。
坦率地讲我对中国晚清史和近代史了解得很少，仅仅比学生时代的革命史内容多一些而已，因此实在没有资格参与这个问题，只是想就大家耳熟目染的一些史实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以为面对历史问题，时间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时间顺序不见得构成必然因果律，但是它往往是我们认清历史真相的关键。朱先生谈到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忽略了两个时间问题，其一就是访华与鸦片贸易的先后顺序；其二就是“wto”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界定。抽取了这两个重要因素实在不足以谈论二百年前的“英中关系”更不足以谈论“wto”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为了尽量避免自己的一偏之见，我们还是看看更为普通也更为平常因此可能也相对更为客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对此是怎么说的：“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量和运输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每箱约合中国一担）。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
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也设有专门的章节，名曰：鸦片，萦怀不忘而从不说出来的东西，文中佩雷菲特是这样说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经理写道：‘我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一件也没有？人们避而不提鸦片这个词。贩卖鸦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1780年以来增加得更为急剧。人们对它念念不忘，但又不说起它。”
上面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早在马噶尔尼访华前十九年，英国对中国大规模输入“作为嗜好品的烟土”的国家行为已经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展起来，而且马噶尔尼来华的时候是很清楚政府的这种行为的。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因为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代表着英国在东方的全部利益，就像佩雷菲特另一番话说的那样：“对英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埃德蒙伯克在1783年时宣布：‘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对公司好的就是对英国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 “wto”的问题“wto”全面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是“gatt”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自然由更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在此我只想强调一下他们产生的背景，看看和当年的马噶尔尼访华有无更为明确的关系。
国际关税和贸易组织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筹建于1946年2月，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哈瓦那宪章"）草案。其重要组成部分“临时适用议定书”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由23个国家签署，并于194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至于世界贸易组织，自然要晚于国际贸易组织，不但如此，而且晚了将近五十年。1993年11月，乌拉圭回合结束前原则上形成了“多边贸易组织协定”在美国代表的提议下，决定将其易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谈判胜利结束。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的gatt部长级会议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各项议题的协定均获得通过，经104个参加方代表签署，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此，世界贸易组织（下称世贸组织）正式成立，1995年与gatt共存一年，1996年1月1日起便独自担当全球经济贸易组织的角色，发挥其积极作用。
澄清了这样两个时间顺序，朱先生也许可以冷静地重新审度一下这个问题了吧？从这些内容看来，马噶尔尼提出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应该和今天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如果当时马噶尔尼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竟然是今天“wto”的雏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当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也可以称为国家行为的贩毒呢？（虽然当时没有贩毒这种说法，就像根本没有“wto”这个名称和这种精神一样）
虽然我也认为仅仅因为是否下跪的事儿羞辱远来使臣，未免荒唐，但是我并不认为殖民扩张时期的英国会当真有什么所谓贸易秩序可言。上面引述的关于鸦片的诸多事实，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以为对当时中国的实际而言，马噶尔尼访华未必便是什么加入“wto”雏形的一次机会。殖民扩张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别于现代——特别是两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掠夺精神是容不得共荣概念的，物竞天择的原则与水天长隔的陌生势必将任何两两关系局限在彼此的敌意中。
今天我们尽可以批判乾隆的狭隘、自大、偏激和无知，以便对现在和以后起到相当的警醒作用，时刻提醒我们开放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是我们尽管批判乾隆就是了，又何必把马噶尔尼的访华捧到不理智的高度上呢？孔子曰“过犹不及”正是想告诫我们不要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为了进一步突出一方的荒谬而毫不节制地认可另一方。我们很难想象，在朱先生的逻辑线索中，一方的荒谬竟能说明另一方的正确。
依情理断之，朱先生作为思维受过充分训练的学者，本不该犯这样幼稚的错误，本不该不清楚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现今的“wto”的显著区别。但是朱先生没有作这方面界定，只是轻描淡写地用“竟然还是”四个字抹去了中国二百年间的民族危机与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当时马噶尔尼访华已经把美好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可是中国人却“给脸不要脸”——原谅我这么说，那个斯通的话似乎就是“给脸不要脸”的意思吧？——居然和送上门的贸易机会“失之交臂”以至于今天还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新争取。这是怎样的蛮横逻辑啊？！是怎样触目惊心的是非观的弱化啊？！乍看起来，这倒有点像一个狭隘自大的英国人在粉饰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甚至也很难想象真正正直的英国人会这样描述那段历史。
我们不仅有学术、有思想，我们也许还应该有基本是非。这个是非当然不是简单的“向中国输入鸦片便是历史罪行”之类的一目了然的简单是非，而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一种坚持实事求是的大勇气、大魄力和大是非。这样的是非说起来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样简单，但是做起来却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要艰难。因为如果做不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很多时候也许是情非得已，但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自欺欺人，也许只是情不自禁而已，并且正因为情不自禁，才令人防不胜防。
我们不妨比较宽容地设想，朱先生表现出的这种简单史实上的混乱，并不是蓄意遮蔽事实，而只是一种记忆与意愿相连的非常态主观惰性，是为了立论方便而作的下意识调整。虽然这种不由自主与下意识对人之认识的危害与困扰要更大一些，但是从感情上也许我们会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每个主观没经过充分锤炼的人，都难免于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这种下意识与不由自主，而朱先生一度在自己的文字中曾表现出过这类倾向，因此，这一番朱先生随口（很多人的演讲都有“随口”的问题）犯下的这个历史判断上的错误，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主观惰性也就不难想象了。
二、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到“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朱学勤先生在各种文字中不只一次地提起过“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似乎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几年来一直在朱先生的思想中挥之不去。在这次讲演中就从两个角度一再提到这个话题：其一是谈到法俄政治传统时，朱先生说：“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其二是谈到英美政治传统时，朱先生道：“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坦率地讲，朱先生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真是不乏诗意，但是用在逻辑表述中究竟指什么却很模糊。从字面和前后文理解，这个“最柔软的地方”似乎应该是类似灵魂或精神上的私藏的一分自由空间云云的东西，是主观上的类似基本权利之类的东西，可朱先生不但没有界定它的范围大小，也没有界定它是否有什么客观规定性。这就难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个暴君“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上，和一个乞丐“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都绝不是一回事儿，面对这类几乎存在于每个具体个人之间的差异时，我们该倾向哪一个人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呢？说到这里，我想人们也一定看得出来，这其实仍然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一个方向问题。
十几年前，朱先生意气风发，笔力强健，似乎人也比现在锋芒一些。我还记得那时朱先生有这样一篇文字，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初见那篇文字。我就被那个震撼人心的题目彻底震撼了，我的一个时期对朱先生的关注可以说是肇端于那篇文字——甚至那个题目的。显然，当时的朱先生没有给他所谓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以足够的重视的。不但如此，那篇文字笔锋之犀利，立意之明确，措辞之严厉，用心之良苦，综合地看，在当时的论坛上是罕见的。
在那篇文字中，朱先生从巴金老人的随想录说起，从当年文化界对胡风的口诛笔伐引申开去，痛陈某些知识分子在那次运动中的不光彩表现，并为那些尊严与人格的失落而深感痛心。行文间，朱先生饱满的热情、深切的关注、明确的是非以及坚定得有些脆弱的道德感与责任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说到关于文革语言发轫于那些知识分子对胡风的攻击，说到人们对当年自己攻击胡风的冷漠健忘与别人迫害自己的耿耿于怀的时候，朱先生更是显得激动而严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感，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冲淡了。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多年后的今天，我复述这些话的时候，犹自被它们深深震撼。这些年来，每每想起朱先生“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这句话来，我都感到心里一阵阵发闷，它成了我一时之间难以超越的一个现实追问。
我们不能否认，那时的朱先生，还是认为面对人的灵魂以及那些“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还不是全无作为的；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太年轻，还不知道怎样尊重“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吧？所以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不够成熟、不够睿智，但却已是足够赤诚。近年来，以我之浅陋了解，尚没有听说朱先生对那些早年文字有什么明确修正，况且，上个世纪末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中，已经开始张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能触碰之旗帜的朱先生还把这篇文字收在集中。所以我以为，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怀念着那种拷问灵魂的勇气与热情吧？而且，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和当年的朱先生一样地赤诚，一样地喜欢做一个问题中人吧？
十年前的论坛一度风起云涌，龙蛇混杂，人们竞相以惊世骇俗之言争舆论中一席之地，自由主义的滥觞更是势如遮天之云，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那样严厉、那样坚决、那样彻底地呼吁“灵魂拷问”的朱先生应该是第一人。因此在我心目中，朱先生堪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今天我这样说，相信大家可以想象，当年我是怎样被朱先生的这种坚定彻底的立场鼓舞着、鞭策着。虽然我看卢梭的忏悔录在接触朱先生之前，虽然我看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似乎还要更早一些，但是真正让我意识到省察自己灵魂的必要，还是朱先生这篇文字。十余年来，虽然一度把朱先生搁置一边，虽然大多数时候我做不到拷问自己因此也羞于拷问别人，但是我还是经常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灵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朱先生的那篇短小的文字启蒙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启蒙了我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但是，我没想到几年后重新见到朱先生的时候，他却在灵魂拷问之上加了一个任谁也碰不得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而且任我翻遍能找到的朱先生的文字，也没有发现对那神秘的一块的明确界定。我想，不止我和朱先生，相信其他智力没有明显障碍的人都不难发现，在“那一块”的碰不得的娇情下，别说拷问无从说起，似乎一般的省察也很难贯彻吧？我们同样不能不承认，朱先生虽然没有公开声明，但他的批判前提已有了明显的转型，这个转型虽然从理论深度和历史意义上难以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理论转型相比，但是从程度重大与方向向背上看，应该远大于后两者。
我能理解一个人随着年增岁长而态度有所调整，比如朱先生就曾引用过克雷孟梭的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并用这句话解释自己与新左派的分歧及对新左派的理解。但是我还是难以面对朱先生的这一转型，我想象这样一种语义含糊的表述是不能用来界定左派与右派之分的，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种提法的弹性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客观限制可言。因此我更倾向于朱先生的这种转型是一种消磨的结果，是朱先生年增岁长导致的世故与软弱所致。
为了寻找朱先生这一转型的线索与脉络，我第二次翻检朱先生的文字。坦率地讲，我是怀着一种近乎悼亡的心情翻检那些文字的，在我心目中，当年那个朱先生已经死在“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中了。字里行间我追想着早年朱先生执笔时的风采，回顾着自己被朱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我的心情越发地沉重。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深刻尖锐、充满着激情与创造性的思想者成为一个什么“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执幡护灵者。这样的疑虑一直困扰着我，折磨着我，也刺激着我。我坚信，在朱先生文字的编年线索中，我应该可以找到这种转型的脉络。
可是我万没想到，最早的明显线索最终竟是在那篇号角般振聋发聩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找到的。当我十余年后重新翻起朱先生那篇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时候，我发现朱先生在那篇赤诚、尖锐的宣言般的文字中，其实也没有触摸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只不过当时朱先生未必明确地知道自己呵护的便是名曰“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东西罢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当年朱先生之文名义上成为“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但是行文之际，朱先生本人却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不言而喻，这一发现实在是已经深深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你一朝发现你一个时期以来某方面的支撑与寄托突然显得像一个“骗局”一样荒谬，你自然会觉得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践踏了，这种体验想来对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而言都不会很陌生。但是我没有时间自怨自怜地沉浸在朱先生客观上给我造成的冲击与伤害之中，我要揭示这个现象，并且尽我所能分析这个现象，以期后来者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会受到我类似的冲击与触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朱先生是怎样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
其文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顾名思义，自然主要应该是说“我们”而“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代词，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也就是说，我们中自然也是有这个“我”存在的，从文章名字上看，这些灵魂需要被拷问的人中，应该包括执笔的朱先生在内，而既然灵魂拷问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一样的东西，并且又是自己首倡的，本着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的考虑，朱先生也应该从自己开始拷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通篇文字除了泛论一下“我们”对具体的“我”却无一字提及，仔细读来，实在让人捉摸不透究竟是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文章之初，朱先生饱含着真切情感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近乎强迫症倾向的对悲剧之壮美悲剧意识之尊严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狂热迷恋，任谁看来都不能怀疑朱先生这段文字的真挚情感的。
朱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流露着更为鲜明的现实关注：“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在“岂止从今日开始”这短短七个字中，朱先生为自己的文字选择了一个坚定牢固的现实立场，那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深深立足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即便显得有些偏激，也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如果这种批判与反思是从自己身上率先展开的，那么他在理论上的说服力与在道义上的感召力将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朱先生文字中有可能与自己发生联系的就只有这几句话，接下来，他便把矛头指向了当年一干人对胡风的批判。从而使全篇文字看起来不像是一次拷问，而更像是一次声讨与揭露。
或许有人会说，朱先生谈论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那时的朱先生还是一个少年，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他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拷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本身其实无非是人的德力、品行、气节在特定背景中的一次考验与提炼，特定的是背景，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却是人的背弃、出卖、沉沦与彼此倾轧。
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个经历着它的人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灵魂被时势拷问，因此，即便后辈如朱先生不去拷问那些灵魂，那些灵魂也将在那个特定背景永远经受着那样的拷问。如果没有那样的背景将人置于那样的境遇中，那些人有的也许比我们更善良；有的也许比我们更软弱；有的也许比我们更正派，而我们在那样的气氛中，在那样的舆论强硬劝导下，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将会怎样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个远比对前人的声讨与揭露更沉重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比声讨与揭露前人的沉沦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躲过去，但关键时刻其实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僵化的割裂的历史掌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只有那些可以为今天的借鉴，可以更好地作为认识今天乃至明天的有力参照的活的历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历史。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坚定的问题中人，一定会赞同这种说法的。因此朱先生的拷问那些“刚陨落不久的文坛巨擘”、“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当时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们的灵魂，应该也是为了更好的激励与弘扬当今乃至未来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捍卫在朱先生看来已经辱没不堪的悲剧尊严。可朱先生行文之际指东打西，脚踢八方，历数前因后果，写尽人心炎凉，将一众人批得体无完肤，却又像打形意拳一样手肘不离前胸方寸，几乎牢牢地护住了自己胸怀之间，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竟是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动，岂不是和自己行文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此我还想着重强调一点，朱先生文中提到的胡风在狱中拒绝揭发周扬的惊人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几乎是那些沉沦面前的永远的明鉴。在那样一种人格面前，每个人都难免要想到自身，想到自己与那种充洒天地豪迈风采的差距。坦率地讲，这些年来，每每想起胡风那个耀眼的态度，我心情都很沉重，有时甚至会很沮丧，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如果在那样的境遇，面对那样的抉择，会不会焕发那样的勇气和力量。这些年来，胡风那个态度一直让我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有可能沉沦的惰性悚然惊惕。如果我是那时的胡风，我会怎样做？！这个简单直接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折磨着我的心志，锤炼着我的良知。
可是从朱先生的文字中，我们并没有看出那件事对他个人的真正触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用胡风的态度相映照，对其他人的彻底的否定：“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句话相当精辟，也相当透彻。“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这句话相当中肯，也相当贴切。可是我发现，在这里面朱先生的“我”丢失了，朱先生只是在评点胡风与那些陷害胡风的人，因此把胡风那种勇气与力量的普遍性抹煞了，那是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他不但让当时那些“违心之论”无地自容，他也将使历史的、现在的乃至于将来的一切“违心之论”无地自容。在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事例面前，朱先生的主观的退避三舍实在是再也没有什么借口好言了。
朱先生想来也应该意识到，巴金老人在随感录中谈到的都是“我”怎样，朱先生的引文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巴金老人追问的是“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不是他们都做了些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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